梦天品青铜时代

老子哲学是方法论，但不是方法。
    孔丘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也是为了维持传统社会秩序的。按儒学的观点把天下看成一家，讲仁爱倒没什么错，但用感情代替法律的春秋大义我就不赞同了。孔丘和老子一样都是为了实现大同世界这个终极目标，只不过孔丘认为小康社会天下为家也是一种可行的近期目标。小康社会虽然和大同社会差距甚大，但至少人人都和中等发达国家的国民一样滋润，仓廪足而知礼节，至少偷下水道井盖的人会少很多罢！
    易中天先生总结说孔丘、孟轲、荀卿给我们带来了仁爱、正义、自强的核心价值观，甚至和其他各家思想代替了宗教，但儒家的形式主义我非常不喜欢，比如说孝原本是人之常情，但是把孝绝对的形式化就不好了！中国传统里的愚忠要不得，愚孝更要不得，至少拿人肉做药引的愚孝就万万要不得，因为完全是无稽之谈。不过据《韩诗外传》记载孔丘本人是反对愚孝的，有次曾参的爸爸把他打休克了，曾参醒来第一句话就是问爸爸受伤没有，鲁国人都称赞曾参的孝道，但孔丘认为舜才算真正的孝子，父亲用小棒打他就站着不动，父亲用大棒打他就逃走。孟轲的仁义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至少和他交流过的邹穆公就行了仁义。在当时的邹国，宫廷里家禽都是用谷子喂养的，邹穆公就下令必须用糟糠来喂家禽。结果国家得用两石谷子换百姓一石糟糠，有的贵族就想不明白了，认为这好端端扩大国库支出没必要啊！邹穆公就说农民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难道是为了给家禽在打粮食嘛，真正的动物保护主义者首先得保护人权，只有在人权保障的前提下才能讲保护动物，不能让宫廷的动物把老百姓的剩余价值剥夺了。
    不过孟轲讲义虽然没什么大错，但是把义和利完全对立起来就不可取了，好比我们当年把计划和市场完全对立一样，市场和计划只是调节经济的两种手段，对立起来倒也没太大影响，但是把私有制和公有制完全对立起来危害就太大了，在物质不丰富的国家遏制私有制时机还不成熟。越是个人的就越是集体的，越是集体的就越是某些人的私有的；国就是某些人的家，所有人的家才是真正的国啊！孟轲强调仁义，荀卿重视礼乐，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代表社会秩序的礼乐还能维持住就证明这个社会没有完全崩盘，比如你面子都做不好至少反映出里子也做得不是太好，但完全用面子代替里子的形象工程却万万要不得。
    墨家思想我早在讲孔子那章就初步探讨过，墨家的兼爱才是真正的博爱，范畴比仁爱的范畴要大一个数量级，讲究超越等级制度和血缘关系。虽然儒家也推崇贤人政治，但没有墨家那么激进，现在看来好人政治也不靠谱，如果缺乏了监管，好人也是可以变质的，而且是迅速变质。墨翟反对儒家等级制度有进步意义，但是反对地有点过头了，让老总和我一样到车间拧螺丝那是行不通的，社会分工肯定是越来越细的，这一点不能倒退。惠施讲去尊，但只有对君主制妥协才能在那个框架下有所作为；墨翟谈尚贤，但举贤的方法绝对不是民选，而是长官来考察，这是和现代民主制度有明显区别的。
    孔丘那个时代温和点还有可能行大道，但墨翟、孟轲都非常的激进，因为社会已经很糜烂了你想不激进都难，而且你必须把话说明白了，甚至说的直白一点，不能太过含蓄，不能通融假借，你含蓄了别人装作听不懂，就是直白的语言别人都顾左右而言他呢，更别说含蓄了！墨家的和平主义在当时虽然实行不了，甚至当下也没有完全实施，但精神可嘉。
    讲逻辑的邓析被河蟹了，讲个人主义的杨朱被河蟹了，讲逻辑和科学的墨翟、惠施也被河蟹了。无论是肉体被河蟹还是思想被河蟹，以至于国学的最大硬伤就是逻辑缺失，这也是国学气短的一个主要原因。道家是个药店，人们在平时一般不去的，但是到失意的时候就该去那瞧瞧病了。
    如果说儒墨道三家是只管开药方的医生，那法家就是既开药方又扎针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往往是最惨的，因为虽然我们普通人看不懂药方，但是针扎的好不好还是能看出来的，要是有个护士给孩子扎了五六针还没扎上我就开始喷她了，但我们门外汉一般情况是不敢随便喷医生的。不过现在医生的医德已经被利益冲昏头脑了，甚至有些激进人士发文认为医生不能害生，医院厕所文学有很多都是在说医生是拿着手术刀的屠夫，杀人不见血的屠夫等等，这是社会公信度丧失的表现，和学者的学术良知一样被世人诟病。
    虽然许子东先生经常在凤凰卫视上说学者们普遍都是有学术良知的，但是我觉得学术界存在明显的壁垒，好似李敖大师说的学阀一样。比如我这类草根要想查阅学术资料那是非常的不方便，因为好多论文只发在期刊杂志上，有网络版的也大都得注册用户才能浏览的。虽然学术论文也是有版权的，事实上却很少有人去盗版学术论文，学术界的壁垒主要是精英阶层针对我们草根阶层的，不是针对盗版商的。台湾那边的学术网站就搞的比较好，到那边网站查历史资料就非常方便，所有人都能免费浏览。不过这也是大陆网络的一个现状，各行各业都有一个明显的壁垒，基本上还是一个“信息割据”的局面，我们的信息资源连全国共享都达不到，更别说是面向全球共享了！
    法家对待社会问题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值得我们继承，法家所带来的公平、公正、公开也是我们现代人的思想财富，法家人物以身殉道的精神更值得我去效仿，但法家没有讨论良法恶法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提倡良法，打击恶法，从立法的本质和原则上厘清这些问题。统一意识形态的理论墨翟、荀卿都提出过，但法家更全面更变态，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都要保持高度一致，如果步调不一致了我就在这三方面把你河蟹掉。各家虽然都矫枉过正，但和法家的矫枉过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这一点根本不值得我们去继承发扬。
    战国中前期，华夏诸邦国大都施行一种松散的君主制，整体来说是一个残忍而又自由的时代，士人阶层逐渐跃起成为社会精英。另外小宗代大宗的政治革新中很有必要把自己包装成德才兼备的贤人，这样禅让说就开始流行起来了。墨、儒、法、纵横等家都对禅让大讲特讲，好比现在数学是必修课一样，只不过各家倾注了不同的时代内涵。甚至在商鞅时代的秦国也是可以公开宣扬禅让说的，只不过到韩非时代已普遍被世人唾弃，被当成嘲讽的对象了，到皇权时代鼓吹禅让那简直可以和大逆不道等同了！早期法家只不过把禅让当成国君收买民心的手段而已，但墨家和儒家左派都是极力推崇禅让的。墨家推崇禅让大家从现存的墨家著作就能看出来，但儒家左派理论我们可以从郭店楚墓出土的《唐虞之道》和上海博物馆藏简《容成氏》等著作看出。禅让风刮起来也势头很猛，诸子百家一忽悠这副药还真能卖出去。秦孝公、魏惠王都曾表示要禅让，公孙衍就策划过魏襄王禅位给张仪的活动，但真正付诸行动的也只有燕王哙禅让事件。
    燕王禅国事件有很多复杂的动机和原因，燕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是失败的，教训是惨重的，燕国发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内战，而且还引来了外来侵略者。齐宣王只不过用吊民伐罪作为出兵理由，但事实上却是为了殖民燕国，穹吞燕国。当然不能因为人家改革失败了，后世的人就可以使劲往燕王哙和子之脸上扣屎盆子。燕王哙不是一个傻子，子之也不可能只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事实表明，当时的国君没想象中那么好当，燕国总被大国惦记着，而燕王本人的治国能力有限，侵略者早晚会来的，这样下去肯定是抵挡不住的，因为当时不允许有中立国。燕王哙也许开始是有作秀成分在里面，但我认为更多的还是想让燕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至少得保住祖宗的社稷啊！燕王禅让可以算作一场不是闹剧的闹剧，所以诸子百家纷纷转变了对禅让的态度，但我们不能因为康梁维新运动失败了就否认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儒家的孟轲和荀卿都对禅让采取保守态度，他们的哲学体系不约而同地把传子和传贤包装成天意民心，以后天意民心也就成了政治万金油，好似什么都说得通。后世统治者总把民心当成一种口号来喊，没有真正做到民本主义。
    诸子百家给我的启示就是中国现在不需要什么革命，真正需要的是开启民智，因为现在整个社会上普遍存在权利崇拜，中国人的奴性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按国父的理论现在还处于训政和宪政的过渡期，重新洗牌并不符合中国国情。
第三卷 梦天品鳄鱼战争 七、张仪欺楚
    秦国吞并巴蜀后两年，东极齐国陷入燕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无力自拔，更无心染指西方事务。秦惠王在此期间用军事手段让韩魏合纵派瓦解，时任韩相的公孙衍被迫再次下野，韩国新任首相公仲早被樗里疾牌绞肉机吓得晕菜了，极力主张和秦国连横。韩宣惠王还死要面子，天真地等楚国救兵来，结果楚国人玩双重外交，出兵不出力，让韩国健儿当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