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评传

平心而论，李清
照的这段话既无分寸，也不符合事实。如果把“专”字去掉，以“主情致”
评骘秦词，就较恰切了。“情致”，本来是指风味、意趣，本身是抽象虚泛
的，其规定性要通过一定的事态和景物来体现，比如《世说新语?文学》篇
称清风朗月。江诸估客之咏为“甚有情致”；颜之推谓：“《诗》云：‘萧
萧马鸣，悠悠筛施。’毛传云‘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①。此处
所说的“有情致”，是指“清风朗月”、“悠悠筛旌”之景和咏诗、马鸣之
声交会产生的静谧、肃穆的意趣。但细审《词论》的上述语意，它所指的“情
致”当与“风情”相近，即指男女相爱的情怀，也就是说李清照认为秦观专
写爱情词。实际上，《淮海词》中约有半数以上的篇目其旨趣不在异性之恋。
所以《词论》在此下一“专”字，是失据和武断的，秦观词的“情致”是由
其摹写的景象派生的，是情景交融，“意境两浑”②者。秦观是注重形象的，
他善于“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③即以其“恋情”词中所写的与“玉楼”
女和“东邻”的关系，也大都是比拟性的，秦观并不是真有那么多儿女情长，
说他“专主情致”是不应该的。
再说，“少故实”未必不好。在词中“祭鱼”或弄成掉书袋并不可取。
粗服乱头而下掩国色的贫家美女，未必不及珠翠满头的富家千金。问题还在
于秦观词也并非不用故实，且不说他的一些登临怀古词所用“故实”，几乎
多到“无一字无来历”的程度，就是在其它一些“主情致”的词中也不乏“故
实”。比如在《淮海词》中有这样一首《如梦令》：“楼外残阳红满，春人
柳条将半。桃李不禁风，回首落英无限。肠断，肠断，人共楚天俱远。”乍
一看这是一首常见的春景词，包括李清照在内的以往的《淮海词》的论注者，
均未发现此词中的深长寓意，其中的“桃李”既是春日即景，又借喻门生。
秦观是苏轼荐拔的“四学士”、“六君子”之一，自称“桃李”非常贴切；
用在这里又极为自然，以致使人不易发现是在使用“故实”。秦观写此词时，
苏拭的“门墙桃李”大都因被诬为元枯党人，或被贬滴，或归乡隐居，先后
离开朝廷，飘零云散。秦句之“不禁风”和“回首落英无限”，不正是政治
风云变幻和人物不幸命运之象征吗？秦观不仅常常使用“故实”，还能加以
改造使其更契合于自己的身世，其用事用典的功力，可谓达到了“用一事如
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①的地步。总之，《词论》以“少故实”云云
诟病秦观，并不符合事实。
② 梁启超《饮冰室词评》，《词话丛编》第4306 页。
① 《颜氏家训?文章》王利器集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② 樊志厚《人间词乙稿序》。
③ 范晞文《对床夜话》卷二引周伯弜《四虚序》。
① 黄庭坚《跋高子勉诗》，《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五，四部丛刊本。
四、为《词论》一辩
《词论》是一篇首次系统论述词体特点的很有锋芒的好文章，又是出自
一位年轻女性之手，本来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它却“生”不逢时，长
期沦为“弃儿”，无人问津。后来遇到了胡仔，它的幸运和不幸，都得从这
位“苕溪渔隐”者谈起。
（一）胡仔及其与《词论》有关的功过
胡仔，字元任，大约比清照晚生十一、二年，比她后卒十四、五年，二
人基本同代，所以胡仔有关清照的记载是值得重视的。他是徽州绩溪（今属
安徽）人。其父舜陟，字汝明，号三山老人，官至徽猷阁待制、广西经略。
《苕溪渔隐丛话》中所载《三山老人语录》，即述其父语。胡仔少时以父荫
授迪功郎。绍兴六年（1136 年）侍父赴广西七年。父母丧后，曾赋闲20 年。
休官后退居吴兴苕溪，自号“苕溪渔隐”，并以此作为其论著的名称。
《苕溪渔隐丛话》是继阮阅《诗话总龟》而纂辑的前、后两集诗话选本。
前集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 年），后集成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
年），中间相隔整整20 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胡仔此著云：
其书继阮阅《诗话总龟》而作，前有自序，称阅所载者皆不录。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
话， 大抵略备矣。然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去取较为谨严；阅书分类编辑，
多立门目，此则惟以作者时代为先后，能成家者列其名，琐闻轶句则或附录之，或类聚之，体例亦较
为明晰；阅书惟采摭旧文，无所考证，此则多附辩证之语，尤足以资参订。故阅书不甚见重于世，而
此书则诸家援据，多所取资焉。
今天看来，胡著不仅以其择取谨严、条理明晰、载有撰者评语等方面优
于阮书，前者的更为可贵之处是它补辑了元祐党人的有关资料。《诗话总龟》
成书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 年），是时元枯党禁虽已多次下诏解除，但
在此书纂辑过程中，作为北宋文坛盟主的元祐党人的一切著作均不得收录，
已收录的也要遵诏删除或焚毁。而胡仔则“遂取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及史传
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纂为一集。凡《诗总》所有，
此不纂集，庶免重复”①。《词论》就是在胡仔的这种纂集原则下，幸蒙收录，
从而得见天日的。但《词论》和它的作者又是不幸的，竟然遇上了胡仔这么
一位重男轻女，处处维护旧礼教的迂腐者。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凡女子都被
列入《丽人杂记》的“另册”。李清照的《词论》之所以得入“正册”，完
全是沾了晁补之的光，胡仔对她则是极尽讥讽之能事的。所以说他既是率先
收录《词论》的功臣，也是低毁《词论》的始作俑者。到了清代，裴畅云：
“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
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②，则是拾人牙慧而已，不值一驳。至于当代人对《词
论》的看法，虽未曾见到比裴畅更加过激的言辞，但也曾有相当一部分论者
一度对其采取了否定或基本否定的态度，究其原因大多与维护苏轼的革新词
①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6 月版。
② 《词苑萃编》卷九，《词话丛编》第1972 页。
风有关。所以弄清《词论》对苏轼的态度，是对它作出正确评价的颇为重要
的一环。
（二）《词论》不满苏词的背后
当代的《词论》否定者，如果是基于对苏轼改革词风的拥护，那是无可
厚非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论者只看到了清照对苏轼的不满，没有看到她
对苏拭的服膺，更不理解她那颗义无返顾地维护词的纯洁性的赤诚之心。诚
然，从表面上看，《词论》是与苏拭唱反调的，甚至在言辞上对于长辈还有
些冒犯。但如果把眼光放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和词坛现状之中，恐不难发现清
照对苏拭所采取的是明贬暗褒的障眼法，运用障眼法，对于别个年轻女性来
说，可能求之过深，但对于年纪轻轻就深受党争株连之苦的清照来说，不失
为一种可取的自卫之道。写《词论》时的李清照，不仅其自身仍未完全摆脱
党争株连的罗网，其时她的丈夫赵明诚也因受到庭争株连被迫回乡。正在偕
丈夫屏居乡里的李清照无疑必须在一些较为敏感的人事问题上或谨言慎行，
或避人耳目，而涉及到苏轼，李清照的心境当更加复杂和微妙。对她的父亲
李格非来说，苏轼是一位值得感戴的知遇者，对其翁舅赵挺之来说，苏轼又
是一位政敌和死对头。不管赵家三兄弟是否要求李清照在对待苏轼时必须与
赵家保持一致，李清照也不能不有所避忌。因为在当时即使在一些不相干的
问题上，说一点被追究的元祐党人的好话，都是违背朝廷的旨意，在风声紧
的时候，十有八九会招致麻烦甚至是祸患。作为早已成了廷争的惊弓之鸟和
无辜牺牲者的李清照，她又何苦来呢？再者，本来就把词的音律放在首位的
李清照，看到苏轼对于音律的要求不象她那么严格，遂致不满，也是情理之
中的事。如此说来，李、苏的分歧仅在于是把音律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内容
放在第一位的问题上。回答这个问题时，今天的论者如果不考虑词的衍变史，
就会简单化地把内容说成是第一位的，而把词律说成是束缚思想内容的枷
锁，从而对《词论》采取否定态度。实际上在当时恰恰相反，在多数人的心
目中是把音律放在第一位的。《词论》的偏颇仅在于它把词的传统因素看得
过于重要，在音律问题上不准“革命”、不准越雷池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批
评李清照的词学思想有保守、落后的一面是合乎实际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即在推尊词体的问题上，李、苏又有着惊人的共识，
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李清照是打心眼儿里佩服苏轼的。《词论》里对柳永
和秦观的批评，她所接的基本上是苏轼的话茬儿。词话中有这样两件趣事常
被提及：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