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

这不是说我无情寡义，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也只是一种可能。我是说，我们之间可能会发生点什么。但由于我的怯弱，结果什么也没发生。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来到洛山的，反正她不是我们洛山人，用我父亲的话说，洛山的姑娘他没有不认得的。当然，他起码认得她们身上穿的衣服，那都是从他手上出去的。
      有一天，她戴着太阳镜出现在我家门市上，选中了一块布料，要我父亲替她做一件衬衫。父亲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事后我才知道，父亲从她一进门看她穿的衣服，就知道她不是洛山人。大概就因为她不是洛摩人，父亲才放手让我做她的衬衫。这几乎是我独立完成的第一件衣服，它没有让我父亲和主人不满意，她高高兴兴地付了钱，走了，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心里有点得意。第二天，她抱着衣服来找我，笑吟吟地说这衣服有问题。我问她有什么问题。她把衣服穿在身上，让我看。我没有一下看出问题，她双手来回地指着衬衫的两只袖口，浅浅笑道：“这么说这是你别出心裁的设计哦，你看看，难道你的袖口是开在这边的吗？”
      这时我才发现，我把她两只袖子的左右上反了，这样的笑话实在令人羞愧。父亲似乎比我还羞愧，他把羞愧全变成了对我的指责。好在真正该指责我的人并没有责难我，她甚至对我父亲声色俱严的表现很不了然。她对我父亲说：“嗨，你干吗怒气冲冲的，难道这是不可以改过来的？我要的只是把它改过来就可以了，并不想给谁制造不愉快。”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有这么好的脾气，也许该说是性情，她是我见到的最好的顾客之一。我一边修改着她的衣服，一边在想怎么样来感谢她对我的谅解，后来我写了一张便条，放在她衣服口袋里交给她。过了几天，她给我还了一张纸条来，约我在南门的咖啡馆见面。
      我们在咖啡见面后，却找不到一处座位，于是到郊外去走了一圈。那天她穿的就是我做的那件衬衣，她说她很喜欢这件衬衣，并常常想起这是我做的。我感到了她对我的好意，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又见了两次面，第二次还一同去看了一场电影，黑暗中她把我手拉过去一直握到电影散场。这是个令人想入非非的夜晚，但我没想到的是，我一回家父亲就盘问我，并警告我说：“不管她是谁，一切到此结束，因为我们要对你的健康负责！”
      父亲说的没错，当时我身体还没痊愈，谈情说爱确实是早了一点。但问题是等身体好了我又去找谁呢？父亲能帮我把她找回来吗？说真的，在认识玉之前，这个未名的姑娘是唯一给我留下美好记忆和思念的女人，后来我确实不知她去哪里了，她在我身边消失了，就像空气消失在空气中一样，虽然我可以想象她的存在，但再不可能找到她了。
      我在说这些时也许是流露了某种感伤，玉为了安慰我，第一次主动握住我手，认真地对我说：“迈克尔，我相信她一定在某个地方等你，我希望你能找到她，找到你的爱……”
      玉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美丽的同情心是我对人类最珍贵的记忆。
   
      死亡的宣告
      在战争中失去亲人是常有的事，但这并意味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可以比平时少一点。17日，是1973年1 月17日，韦娜的战友（其中包括她丈夫）击落了一架美国轰炸机，飞机冒着浓烟向大地扑来，结果一头扑在韦娜的发报台上。我想，这时候韦娜即使变成一只蚂蚁也无法幸免于难。
      韦娜阵亡的消息对我治疗无疑产生了极坏影响，就在当天夜里，可怕的烧热向我卷土重来，而且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我。几天后的一天下午，布切夫大夫来看我，却什么也没说，只在我床前默默站了一会就走了。我知道，他这是对我死亡的宣告。
      当天夜里，玉也给我发出类似的宣告。不过，玉的宣告方式是任何人想不到的，我自己也没想到。这天夜里，昏迷依然包抄着我，昏迷中，我突然感动一丝冰凉在我脸上游动，我睁开眼，看到玉正蹲在床前深情地望着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目光，我预感到玉可能要对我说布切斯大夫下午没有说出的话。我握住她手，对她说：“玉，你什么也不要说，我知道……布切斯大夫什么都跟我说了。”
      “嗯，布切斯大夫说，你正在……调动一切细胞和病魔抗争，这是好事。”她使劲地握紧我说，“发烧是好事，说明你的细胞很敏感，很有力量，你会好的。”
      我闭上眼睛，因为我无言以对。黑暗中，我感动我的手被玉拉着放在了一团柔软的东西上，同时听到玉这样对我说：“迈克尔，这是你的，你喜欢吗？”
      我睁开眼，看到玉的白大褂已经散开两边，露出一大片银亮的肉体，而我的手正放在她高耸的胸脯上──银亮的柔软中。我以为自己是在梦中，但玉告诉我这不是梦，她这样说道：“迈克尔，我相信等你病好了一定会娶我的，是吧？所以我想……提前……和你睡在一起，你不介意吧。”
      我睁大眼望着她。她坦然地立起身，抖掉白大褂，静静地钻进了我被窝里。
      我敢说，除了白大褂，她什么也没穿。
      天呐！我简直想不到她会用这种惊人的方式来宣告我的死亡。
      这天夜里，也许只有很短的时间，可我却知道了什么是女人，什么是死亡。三天后，我没有一点遗憾，只有无穷的幸福和感激地辞别了人世。
    我死以后的事
      现在要说的都是我死以后的事。
      据说不同的病人具有相对固定的死亡时辰，心脏病人一般都死在早晨，肺病患者多数死在午夜。我准确的死亡时间是1973年1 月28日午夜2 点38分（没有脱离一般规律），陪伴我死去的有玉、阿恩、布切斯大夫等人。和玉相比，阿恩对我的死缺乏应有的心理准备，所以他受到的刺激和痛苦也相对强烈，我凝望人世的最后一眼几乎就是在他汹涌的泪水滴打下永远紧闭的。
      我曾经以为人死后就没什么可说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我的故事，我的精彩都在我死之后。死亡就像一只开关，它在关掉我生命之灯的同时，也将我一向 “多病怯弱”的形象彻底抛弃在黑暗中。可以这么说，作为一具尸体，我没有什么好惭愧的。换句话说，自进太平间后，我对自己的整个感觉发生了良好变化，说真的，这里象我这样毛发未损的尸体并不多见。与其他尸体相比，我甚至发现我的尸体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没有任何的伤疤，也没有惨不忍睹的苍老。我想，当吕处长站在我尸体面前时，一定也显明感觉到了这点。
      吕处长是下午的晚些时候光临太平间的，与他一起来的有布切斯大夫。我并不认识吕处长，我只是从布切斯大夫的谈话中听到他叫吕处长，并知道他是个中国人，来抗美援越的。他们进来后依次在每一具尸体面前停留、察看，时而含糊其辞地冒出一两句话，没头没脑的，我根本不知他们在说什么，但我感觉他们象在找什么人。当两位站在我面前时，我感觉吕处长似乎有种掩饰不住的高兴：“嗯，他是谁？”
      布切斯大夫简单地介绍了我的情况，完了，吕处长说：“就是他了，我找的就是他。”
      不一会，进来个老头，把我从架子上抽出来，折腾上了一台手推平板车，拉到隔壁房间里，这里有点像是理发室。老头将我简单地梳洗一番之后，给我穿上一套干净的病房服。这一切令我明白，我即将去火葬场化成灰烬。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为什么不给我穿军装，难道我仅仅是一个病人？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
      从太平间出来，我被塞进了吕处长的吉普车上，座位上已经堆了几箱药品，所以我只能“席地而坐”。他们不想想，我怎么能坐得住呢？车子几个颠簸后，我便胡乱倒在车板上，后来“嘭”的一声，一只药箱从座位上滚下来，压在我身上。吕处长闻声回头看看，像没看见似的，根本不管我怎么了。这就是人和尸体的不同，只要你还活着，哪怕只有一分钟的命数，也没人敢对你这样。但当你变成尸体后，哪怕是刚死一分钟，对你这样那样都是他们的随便了。这中间其实有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世间所谓的人性都是专门为人本身保留的，当面对一具尸体时人就会自觉放弃所谓的人性，丢掉做人的种种，这时候的人其实也变成了尸体。
      车子开开停停，颠来簸去，车窗外，倾斜而晃动的天空正在一点点变得朦胧。我不知道吕处长打算带我去哪里，但我感觉要去的地方好象很远，甚至不在河内城里。因为车子穿过一条条吵杂的街道后，又似乎在一条空旷的大道上自由奔驰起来。这说明我们已经离开河内。
      偌大的河内难道没有一个火葬场？
      这个吕处长是个什么人？
      医院为什么将我交给他？
      一路上，我脑子里塞满了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