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春秋

  “大明江山一座，崇祯皇帝夫妇两口”就这么断送掉了，这时再谈什么东林、复社还好意思理直气壮？死了也就罢了，活下来的人还得讲故事，这个故事很难讲，为难的结果，就是一大群江南名妓、一大串风花雪月的事被记叙下来，进入了历史。
  文人们躲在女人身后，他们的自信心崩溃了，他们无法给出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意义，于是，他们一是宣布历史中断，二是把意义问题偷换为审美问题，后一着正是他们拿手的，他们都是风流才子啊。
  所以，《板桥杂记》是“伪史”，这就相当于一个当代文人沉痛讲述他在三里屯怎么泡吧、泡妞，并且断定这一切都有历史意义。但惟其是“伪史”，这本书变得有趣了，一边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一边是风月场上的个人见闻，前者是传统文人的说话方式，后者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这里有冲突、有矛盾，余怀老先生努力把它摆平。
  如果是个现代作者，这本书可以写成几十万字，但在余怀手下，它只有一万多字。余怀所知甚多而所说甚少，现代人的文章通常是所知甚少、所说甚多。古人的眼光拉得很长，一望几十年，看的是关节、筋络，我们的眼光短，看的是此时，是皮肤。当然，余怀这么写有他深思熟虑的考量，由关节、筋络，人物直接呈现为命运，那是枝头的花委于污泥，历史的大风雨催折万物。
  ——卑微的小人物、卑微的小女子与历史发生了肯定性的关联，这是传统文人作为历史讲述者和守护者的一次重大退却，在那以前，女人是祸水，是干扰历史正常运行的邪恶因素；而在明末清初的记叙中，美丽的女人们成了飞翔于大毁灭之上的神女，文人们不得不抓住她们的衣带，分享她们的美、魅力和无辜……
  想想吧，关于晚明，如果删除了那些女人，对剩下的那群衣冠男人我们其实就没什么话可说了。他们自己想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钱谦益、吴梅村、余怀等等于此津津乐道，他们似乎是在与历史做一笔交易，以微妙的性感因素换取自身的在场。
  《板桥杂记》写得简朴、清艳，时间已经磨蚀了记忆中刺目的繁华，同时这也是为了使这本“狭斜之是述、艳冶之是传”的书具有“史”的庄严，所谓“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文言文本来就有一种遮蔽生活真实质地的功能，不管什么事，文言的锦缎覆盖，自然就雅起来，静下去，消了烟火红尘。但《板桥杂记》偶或也会露破绽，忽然冒出一句大白话：
  顾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体态丰华，趺不纤妍，人称为顾大脚，又谓之肉屏风。
  最后这两个外号殊不雅驯，但恰恰由此你能感到扑面而来的欢场气息，那是未经诗化的，是粗俗的，是直接的感官和身体，与历史原没什么关系。
  ——雨中过常熟，见路边两堆荒冢，同行者告我，那是柳如是和钱谦益，柳“爱国”，所以墓前有牌坊，钱“不爱国”，原先是没牌坊的。“人稀春寂寂，事去雨潇潇”（王士祯《寻旧院遗址》），便想起陈寅恪，想起《板桥杂记》。
  显得你的药便不灵了——《笑林广记》
  先说一个段子：
  三人同卧，一人觉腿痒甚，睡梦恍惚，竟将第二人腿上竭力抓爬，痒终不减，抓之愈甚，遂至出血。第二人手摸湿处，认为第三人遗溺也，促其起。第三人起溺，而隔壁乃酒家，榨酒声滴沥不止，以为己溺未完，竟站至天明。
  这段子题为《恍惚》，见于《笑林广记》卷之五《殊禀部》。恍兮惚兮，神思不属，此等迷糊在古典文学中被充分书写，寻寻觅觅，千回百转，文人们写得美、写得缥缈，当然有时不免于酸。但在我看来，说“恍惚”说得最透彻的还是这个段子：大脑的某个部位醒了，另一个部位还睡着，他知道痒，他却不知道抓的是别人的腿；他听见滴沥，却不知滴沥的不是自己的尿。
  于是，“恍惚”由精神和审美的境界忽然被拉回了地面，它重新成为一种肉体经验，它与肉体的麻痹和感觉的失调有关，它不再是潮湿和纯粹的云雾，它是机械性的混乱。
  ——我设想，加缪读过遥远东方的这个故事，《局外人》中就密布着物质的、身体的“恍惚”。
  《笑林广记》，中国古代的段子汇编，宋时已有刻本，后经不断增补，目前所见的最完备的本子成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这是一部没有作者的书，或者说，每个作者都自愿放弃了对作品的权利，他无名、他消失，他让声音在嘈杂的人群中秘密流传，最终变成一种飘零的、近于自然的存在。
  段子，或者叫笑话，有一个发生学的疑难。我查阅手机短信，我接到一个又一个段子，我常常疑惑，谁是一个段子的作者？一个段子在流传过程中会被修订，会有相互差异的众多文本，但在最初，它应该是有一个作者的，他第一个写出了它或说出了它。
  那么，为什么？他的创作冲动从何而来？他没有稿费，没有版权，他也不会因此出名，他为什么要“创作”？
  因为快乐，是的，单纯的快乐。这种快乐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作者的无名。无名，所以不负责任，所以胆大妄为，超越任何言说的禁忌，所以粗俗、残酷、狭邪、放荡。
  ——这难道快乐吗？我现在写的是一篇署名“李敬泽”的文章，我要郑重强调，快乐应该是文明的、健康的、合道德的、有节制的。
  然而，人是不完善的，人有弱点，人的最不可克服的弱点就是他有肉体，比如一个人呱唧呱唧吃，然后再稀里哗啦排泄，我认为这很不雅观，但不吃不行、不拉不爽，一个人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忙着这些不体面的事。
  所幸人是有“精神”的动物，我们在口头上、在文字上体面，我们可以假装肉体不在，把它封闭在沉寂的区域，然后径自飞向某个意义的高度。
  ——但真的沉寂了吗？在沉寂中或许还有窃窃私语？每个社会、每一种文明都拥有“正文”之外的隐秘的语言生活，人们悄悄地在言说中感受肉身。肉体的沉重、僵硬、不协调、不纯粹、不可自主，这一切是人的弱点，也是人与人平等的底线，也就是说，进了澡堂子，裸裎相对，人人没有名字，肉身你有一具我也有一具，谁也别装孙子了，一切“高度”都取消，一切价值等级都拉平，这难道不快乐？这是一种在理性、文明之外的快乐，是被禁忌和冲破禁忌的快乐。
  《笑林广记》因此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黑暗中的笑声，是天理遮蔽下的人欲，是我们前人的肉身。
  回到了肉身，人和人之间的一切隔阂都被打破。读一本唐宋八大家的书，你常会感到它离你很远，你很难走近它。读《笑林广记》，你却毫无障碍，好像那些段子刚刚发到你的手机上，你微笑或大笑，透彻地领悟那些语言的诡计和花招。
  乘一架时间机器回宋朝，你和苏东坡、和宋江李逵其实没什么话说，但是有段子，段子能让穿宽袍扎幞头的人与西装革履的人同时发出笑声。
  ——将近一千年了，人间换了。
  但人真的改变了吗？
  我所读的《笑林广记》是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五月第一版，一位当代的校点者在《前言》中说：
  《笑林广记》……其内容不是一人一世的创作，而是广大劳动者共同创作的产物，是劳动者智慧的结晶。它产生于民间，创作于人民。这足以说明它的文学性、人民性。人民需要生活，需要真实，需要艺术，需要快乐。
  我觉得该先生要么是太老实，要么就是搞笑的高手。“人民需要生活”，这话说得有趣得紧，“人民”是否需要“生活”我不知道，我倒知道人大概是需要段子的。不知在什么地方我说过“把日子过成段子”，这话被黄集伟先生引了去广为散播，似乎是为当今的段子大流行张目，其实我没倒那么疯，用那位校点者的话说，我只是觉得应该让“劳动者”发挥他的智慧，这是一种避免焦虑至死的智慧。当然，如果一个人一天非得听或说七八个段子才能过，那也许说明他非常不快乐，以至于他如此地需要快乐。
  ——话说到这儿，我自己都糊涂了，只好从《笑林广记》上抄个段子了事：
  一方士专卖迷妇人药，妇着在身，自来与人私合。一日有轻浪子弟来买药，适方士他出，其妻以药付之。子弟就以药弹其身上，随妇至房，妇只得与伊交合。方士归，妻以其事告之。方士怒云：“谁教你就他！”妻曰：“我若不从，显得你的药便不灵了。”
  说八
  题为《说八》，可说八卦、八爪鱼、八旗子弟，也可以说八达岭、八音盒、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甚至说“发”也不算跑题。想来想去，决定说八股。
  唐代发明了科举，这在当时是文明史上创新、先进的制度设计，从此，考场之上人人平等，穷孩子只要脑瓜灵、肯上进，祖坟冒青烟，也能出人头地。唐代之前，中国乱了几百年，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重要原因就在于九品中正，纨绔当道；一个社会，如果我爹掌印把子，我还掌印把子，这问题还不大，但如果他爹是卖豆腐的，他就注定卖豆腐，上进的路向最广大的人群封闭，这就问题甚大，卖豆腐的儿子憋急了就会揭竿而起，举着切豆腐的刀杀开一条血路。有鉴于此，唐太宗兴科举，一得意说了句真心话：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