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

  这样有大快乐的鸟窝，高尔泰至今没有找到，在这个国度，苦难是向往自由者的宿命。
  我不认识高尔泰，一九八九年我进兰州大学时，他已于三年前因“资产阶级自由化”离开兰大南下四川。高尔泰在师生里面，仅仅成为一个民间传说。他为什么要走，如何走的?那些高高站立在讲台上的老师是不屑讲述的，高尔泰在课堂上唯一的被提起，是上《中国革命史》的党总支书记，说海外有人“肆意攻击兰大逼走了高尔泰”。年轻老师却私下给我们讲高尔泰逃离兰大的凄凉与落寞，而且有名有姓地说到某位系主任、搞自然辩证法的权威是排挤高最出力的人。一些研究生告诉我有关他的许多逸闻趣事，如不修边幅，如脾气很怪，不通人情世故，经常一个人跑到食堂打饭，像梦游一样，旁若无人地买一盆面条，弄点咸菜就对付过去…。这些话当然只能悄悄地说，因为当时高尔泰又锒铛入狱了。他的名字几乎成了校方的禁忌，可年轻的师生一刻没有忘记他。一位丹阳籍的师兄以和高尔泰同乡而自豪，他将《美是自由的象征》推荐给我，说你要是这本书都没看过，别谈什么美学。“美是自由的象征”那几个字像声声滚雷，击中了我的心。特殊的日子我们迈进大学，等待我们的是革命传统教育、是反自由化的灌输，是军训，“自由”两字业已染上原罪。那时年纪尚小，对学理了解尚浅，吸引我的是那本书诗一样的语言而处处能感受到的澎湃激情，一一原来学术文章也能写得这样好看。
  高尔泰在《老实人》中提到的杨梓斌先生，当时还有三尺讲台任其驰骋，我选修了杨先生的《孔子的哲学》，主要是为了混学分。当时不知道杨先生和高先生的交情，劫后余生的杨先生也绝口不提高尔泰。杨先生也是个天真的人，近六十岁了，花白的头发，有时笑起来还像个孩子。他偶尔说起在劳改营的九死一生。好几次他和死囚犯一起绑进刑场，他以为自己也会被枪毙，开始吓得尿裤子，可经过几次陪杀场，自己也麻木了，希望什么时候干脆给一子弹，了结了倒好。他近五十岁才有儿子，当时他的儿子上小学。他对儿子的开蒙读物便是《论语》、《孟子》，等他儿子上小学三年级时，已将《论语》倒背如流。有次讲到宝贝儿子和他老丈人的斗嘴。他老丈人好像是个老干部，自己看电视时，要求外孙去里屋做作业，小孩一本正经地给姥爷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到这，杨先生一脸的得意。
  高先生自去异国他乡后，这十多年，他的声音基本上在大陆知识层中消失。即使在他任教的兰大等校，后来的学子有几个人还知道高尔泰7大四实习的时候，我好像在兰州宁卧庄宾馆见过他画的画，挂在墙壁上，是画敦煌莫高窟的，悲凉而雄浑。前年一次采访中，同行有位记者是四川师大毕业的姐姐，途中不知怎地两人谈起了高尔泰，她非常激动，因为她和高尔泰熟悉。她感慨已经好久没有人提起这个名字了。自此在一大帮人中间，两人觉得很亲近。
  十五年来，终于我们能在大陆捧读高尔泰的新作。(说新作也不完全，许多篇章早散见于一些报刊或互连网上。)感谢花城出版社，感谢林贤治等先生。
  书分上下两卷，《梦里家山》和《流沙坠简》，一多写欢乐自在的童年、少年，一多写成年后的坎坷流离；一多写江南的明媚秀丽，一多写西北的荒凉广袤。沈三白先生的《浮生六记》中，特意将《闺房记乐》和《坎坷记愁》排列在一起。悲愁与欢欣，原本挨得很近。尝遍了人生的大悲大喜的高尔泰先生，在大洋的那边，回望故国，恐怕心态已超越了对悲欣的感触。造化弄人，让他以带罪之身，在敦煌莫高窟面壁那么多年，是幸还是不幸h在困苦的日子，他得到了爱情，有了家庭，可幸福是那样短暂，爱的人又那么快地离开尘世。上天是惩罚他还是磨砺他?想起白居易过李白坟的感叹：“自古诗人皆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这段故事，也许藏在高尔泰先生心中最隐秘最软弱的地方，他不愿回忆。书中只能星星点点地提到。
  哪个人不爱自己的故乡。高尔泰这本书命名《寻找家园》，就说明这点。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书的两部分一写生长自己的故园，一写成就自己的第二故乡。可是，爱家园的人必须离开家园，只能吟诵“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之类的诗歌，想象故乡遥望故乡。愚蠢的国度愚昧的时代，最优秀的人总被放逐或自我放逐，法国曾经放逐过雨果，德国曾经放逐过海涅，苏联曾放逐了索尔仁尼琴。杨小凯先生刚刚死在异邦，真得不愿意看到高尔泰先生终老异国他乡。
  大学时看过高先生的一篇文学评论的，是评丛维熙的伤痕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小说的主人公在劳改营里和另一位同命运的女士相爱，可当他知道这位女士在饥饿的六十年代初，曾经做过叛逃他国的计划，因为对祖国的“忠贞”，这位主人公离开了他爱的人。高尔泰质疑了这种“忠贞”。当自己被侮辱、折磨时，难道选择逃离就不是对祖国的忠贞么h这种忠贞实则带有“虽桀纣之君视之为尧舜”的奴性。没想到高先生最终也选择了逃离。
  高尔泰是一只灵魂不老的自由鸟，他爱自己的故园，但如果故园只有鸟笼子，那么只有飞走。虽然有“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怅惘，但自由的天空能容纳浓浓的乡愁。
不该如此远去的背影
  一一迫思高尔泰及其美学时代
  胡继华
  时间总是冷峻无情，把生活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打发成历史深处的渺茫背影。
  当我在课堂上向学生说起高尔泰、李泽厚，说起他们的时代及其所思所言，我尴尬地面对着要么漠然、要么困惑的眼光一一这些专名符号于他们是那么遥远和陌生。一个时代，就这样在一代人的迷惘中成为渐渐远去的背影。高尔泰、李泽厚所开创和代表的那个激情如炽的“美学时代”就这么成为昨日春潮，苍茫夕照了吗?
  九十年代以后，汉语学界似乎对八十年代的清算格外苛刻，这不仅仅是所谓以严谨学术规范和强制学术建制反对虚浮骄妄的学风，以客观实证的乾嘉“实学”挤兑、置换浪漫情怀和终极关注。而且，被历史所承诺过的对激情、对主体价值的瞩目己被无限地推延，甚至被有意地忘却。二十世纪中国几位软弱而又薄命的书生如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王小波的非命天年，使汉语文化界的风景愈加萧瑟，弥漫着不祥的死亡气息和浓郁的哀悼氛围。我们不喜欢如此凄迷的情调，更不愿面对凄迷暗自神伤。二十世纪不乏轰轰烈烈的变革，也掠过了铁骨铮铮的身影。二十世纪下半叶，在中国思想界匆匆走过的一尊真力弥满、雄性勃发的身影，以及与这身影合一的真情浓血之思，给历史凭添一缕英雄主义的亮色，又把“人”执着地写成历史的主题。这身影，就是高尔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高尔泰在那一代人天真欢愉的青春之歌声中登场亮相。一场关放“什么是美”的争论揭开了精英们心灵表演的序幕，也叩开了通往真理的门扉。在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雄踞话语权力高位，甚至已成为冷酷禁令的非对称“对话”态势中，高对“有没有客观存在的美?”作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也许，一切都可以用年少气盛、“无知”无畏来解释，但他的过分真诚与超凡的直觉的确揭露了貌似堂皇、威仪天下的意识形态的内在脆弱，的确表现了个体精神的内在坚执，为在俗流与公意的海洋中浮沉的灵魂敲响了昏夜警钟。他是过分的“无知”!学贯中西，思维灵捷的朱光潜、贺麟、王子野、黄药眠、钱钟书，无一不战战兢兢谦卑虔诚地凭靠意识形态，仰仗权力话语，把自己层层剥光，交出赤贫的灵魂让权力任意揉缩。虽然时过境迁，人们会以“毕竟是书生”这万能的托辞为他们开脱，但我们有权怀疑，剥光是不是更精巧的伪装?袒露是不是更策略的掩饰?权力和公意合谋而成的威压无处不在又无孔不入，高尔泰如此“无知”，只知道信任生命、尊重感觉、肯定个体差异。他说美是你的感觉，感觉到它，它就存在，感觉不到它，它就不存在；也就是说，“美感是绝对的”，不属从于规范、强制和社会评判。这声音是如此平易近人，但在当时又是多么孤单寂寥，没有共鸣与应和，只有口诛与笔伐。人们把高的观点与吕荧的说法一厢情愿地扯在一起，但“美是主观的惑觉”与“美是观念”真的可以等价齐观吗?吕先生说“美是观念”，其下文才是实质：“观念是对存在的反映”。如此合乎煮识形态的表述尚被目为异端，罹受“学术”灾祸，以至不明不白地惨死在清河农场。高尔泰的命运可想而知了。就连一向宽容和缓、高蹈远举的宗白华先生，也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客观派”阵容，还对高尔泰的运思与行文稍发微词，但我们不禁要问，老人家就一点也没有觉察到高尔泰的运思与行文和他的“散步美学”相当契合吗?高尔泰一出场，就真诚地选择了悲剧。他的美学一开始就是其命运的一叶孤帆，历史的风暴把它扫向了荒野，他几乎是以年轻的心和孤单之力平衡着整个文化语境中不对称的“对话”。当然，尤其因为他在“权威”“权力”威压从不低头，不忏悔，等待他的是戈壁滩、沙漠、赤日、劳动改造、放逐、妻离r亡)子(女)散，家破人亡，厄运像梦魔一般对他紧逼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