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

)动的只是文字，观点一如既往。太不成熟的，“过火”通不过审查的(如  “答{当代文艺思潮)社问”，《和温元凯的对话》等，发表在相对宽松的时期，现在已显得过火。)就不收入了。收入的，也只能是老样子了。和海外发表的部分(散文《寻找家园》)放在一起，风格廻异。一位朋友说，前者“咬牙切齿”，后者“云淡风轻”，像“换了个人。”
  这是事实。但只是事实的一面。在海外发表的其他文章，如《拒绝遗忘》、《音调不定的号角》、《民族主义    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事实的另一面。这方面大约八九万字，很想收入。但如果收入，这本书就休想在大陆出了。我虽人在海外，文章都还是为大陆写的。为能在大陆出，不得不放弃一些。能放弃的，至多也只是文字。那些从我们这一代人生命深处生长出来的东西，已没有可能连根拔起。
  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是被仇恨喂大的。刚一出生，就遇上日本侵华。还没长大，又受到暴君奴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生态，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命运，在为我们提供能源，使我们燃烧如火。这火在超高压下凝固，在超低温下冻结，干硬如铁，支撑着我们的脊梁和膝盖，使我们得以，在非人的处境中活得像个人样。但是像个人样，也就是同非人的处境…．我们的故乡…．的疏离。偷越国境，只是外在流亡的开始。在那之前很久，我早已在内在流亡的途中，把一切都看作了异乡。
  逃亡前，曾到我的出生地高淳看望姐姐。在那个安置拆迁户的公寓楼里，她指着邻家堆满破烂杂物的阳台上一个晒太阳的老人，告诉我那就是五八年监管“阶级敌人”的民兵队长，直接虐杀我父亲的凶手。可能睡着了，歪在椅背上一动不动。看不清帽沿子底下阴影中的脸，只看见胸前补丁累累的棉大衣上一滩亮晶晶的涎水，和垂在椅子扶手外面的枯瘦如柴的手。但是仅仅这些，已足以使我对这个人的几十年的仇恨，一下子失去支点。同时，我也更远地漂离了，那片浸透了血与泪的厚土。“云淡风轻”，无关价值判断，更不是宽容妥协。宽容妥协是强者的特权，弱者如我无有。
  出书的事，一拖再拖，让我的朋友和代理人徐晓着急，我很抱歉，也很不安。摊子收不起来，只能就这么交给她了。具体如何安排，一概由她处理。书稿能由如此杰出的作家和编辑徐晓来处理，也是我的一份幸运。
  总是幸运，感激命运。《寻找家园》繁体版自序高尔泰
  本书献给小雨。
  其实应该说，这是她献给我的书。
  我是一个生存能力很差的人，在国内混不到安全，在国外混不到饭吃。如果没有她长期为我作出的艰难牺牲，我根本就没有可能坐下来写书。如果没有她提出的许多深刻意见和中肯批评，我要写也绝对写不到这个样子。
  她为此书付出的，比之于我，只有更多。正如我们所尊敬的作家李锐所说，这是我们共同的作品。
  想到单纯弱小善良的她这十几年来为我所忍受的种种难以想象的压力，付出的精神和体力的双重透支，我不顾一切的写作，就难免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现在书出来了，前路还很漫长。希望今后，能如友人北岛的祝福：“手挽手，穿过没有月光的森林，一直走到黎明。”
  本书的一些篇章，曾在一些杂志连载，有的称为自传，有的当作回忆录，有的冠以“历史与现实”的栏目，都不恰当。《今天》把它放在“散文”栏里，比较合适。
  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遗忘抹去往昔，记忆改变往昔。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如此，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更如此。纵然有记忆，纵然有物证，纵然有文字的记录，纵然有为历史作证的愿望，文学仍然不是历史。
  往昔已逝，无可重返。但是重返的愿望，不会因此消失。抗拒宿命是文学的宿命，这种必然失败的努力，激情和灵感都来自内心。不论它留下了怎样的痕迹，都不能当作客观事实本身。不论怎样的客观，经过时间和记忆的过滤，也已经打上了主观的烙印。
  听到五十年前我极为尊敬的一位老师去世的消息，写了篇《广陵散》纪念他。发表后收到他本人来信，说我现在九十五岁了，自我感觉良好。惶恐惭愧鞠躬请罪之余，连忙在收入文集(大陆简体字删节本)之前，把文章改了。题目改为《正则艺专》，最后一段“后来听说……先生也去世了。从此乱针绝技，终于广陵散绝”，也全部删去。文章没了错误，但也没有了悲情和沧桑感。而它本来只是，后者的一个表现。
  近年来，由于作家杨显惠深入的客观调查，“夹边沟事件”终于曝光。读他的《夹边沟纪事》一书，才知道自己虽曾被关押在那里，知道得仍然太少。向他请教，才知道虽少也有错误。我在农场灭绝之前离开，难友们大批死亡的事，并无亲见。所写死亡，有些是根据别的幸存者的讲述，和对于死者生前状况的记忆。对象也只限于，身边的几个难友。
  读者若要进一步了解真相，请以杨著为准。
  大陆的读者问我，为什么这些文字，没有了过去的火气?
  我翻阅自己的旧作，也觉得恍如隔世。
  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是被仇恨喂大的。刚一出生，就遇上日本侵华，血染焦土。还没长大，又受到暴君奴役，羁轭加身。人为刀我为鱼肉的生态，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命运，都在教我们学会仇恨。
  仇恨是我们的哲学，仇恨是我们的宗教，仇恨是我们扎在祖国大地上的深根。它从灾难吸取能源，提供我们激情灵感，使我们燃烧如火。这火在超高压下凝固，在超低温下冻结，干硬如铁，支撑着我们的脊梁和膝盖，使我们得以，在非人的处境中活得像个人样。
  但是像个人样，也就是同非人的处境…．我们的宿命和故乡…．的疏离。对于我们来说，做“人”就是叛逆，做“人”就是漂泊，做“人”就是没有故乡。偷越国境，只是外在流亡的开始。在那之前很久，我早已在内在流亡的途中，把一切都看作了异乡。
  逃亡前，曾到我的出生地高淳看望姐姐。在那个安置拆迁户的公寓楼里，她指着阳台上一个晒太阳的老人，告诉我那就是五八年监管“阶级敌人”的民兵队长，直接虐杀我父亲的凶手。可能睡着了，歪在椅背上一动不动。看不清帽沿底下阴影中的脸，只看见胸前补丁累累的棉大衣上一滩亮晶晶的涎水，和垂在椅子扶手外面的枯瘦如柴的手。但是仅仅这些，已足以使积累了近四十年的仇恨，一下子失去支点。
  同样的事情还多，与价值判断无关。失去了扎在祖国大地上的深根，我感到自己更加遥远地漂离了，那片浸透了血泪的厚土。
  但是这种漂离，比仇恨更加沉重。
  带着宿命的沉重漂泊，我一直在寻找家园。
  
  完整版《铁窗百日》原载2005年《今天》杂志第二期(总第69期)(录入者陆文)铁窗百日一、  动物凶猛
  据说大难将至，必有先兆。但没有任何预感，我突然被抓进了监狱。
  那是一九八九年，我和小雨刚从四川师范大学调到南京大学。
  学校给的房子，在校园后门外一栋新盖的楼房里。整个暑假，我们一直在打制家具收拾房子。那天(九月九日)刚收拾完，中午再到学校食堂凑合一顿，晚上就要在家里吃了。小雨已经到宁海路自由市场，买来了一篮子新鲜蔬菜。
  从家属院到学校后门的路，要经过鼓楼公园。在那里被一群便衣迅速围住。快得来不及反应。我被抬起来塞进一辆吉普，手里还拿着碗筷和暖瓶，小雨挡住车子，大喊大叫。
  一个便衣打开车窗，吼她让开。我趁机大叫，快去找校长!
  有人拉开她，吉普朝前冲去。
  她追过来，趁窗还没关上，我又大叫，快去找校长!
  副校长董健家同我们隔壁，时值中午，他正在家，她立即就可以找到。但吉普嘎然而止。两个便衣跳下车，跑回去，把她也带上来。
  前面有两辆三轮摩托开路。后面又跟上来两辆。这些车，停在鼓楼二条巷头尾已经几天。我们每次见了，都没往心里去。
  想到在电视上的《动物世界》节目里，那些被大型食肉兽叼住了，或者被蚁群压住了的小动物蹬脚扭腰都无效，终于放弃挣扎、听任处置的形象。
  此时此地，我感到变成了他们。二、  熟悉城市里的陌生世界
  南京我熟悉。但车子七里拐弯一阵，竟不知身在何处。
  不久，停在一个机关大院里。小雨被带进一个房间，我被带进另一个房间。
  房间中间一张长方形大桌，几十把折叠椅，有的靠桌有的靠墙。墙上除毛泽东外，挂满锦旗和奖状：“爱民如子”；“爱民模范”；“英勇机智”；“金猴奋起干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新旧程度不等，从烟熏八烂到金光闪闪，现出长的历史。
  于是我知道了，绑架我的一群，不是绑匪，而是公安。
  门外面坐着个武警，没精打采的。屋里没人。我把暖瓶碗筷放在桌上，在一张折叠椅上坐下来，摸丁一下各个口袋。裤袋里有几块钱，十几张南大的饭票，还有一封朋友杨乃桥邀我们到他家小住的信。刚来得及把姓名地址撕下扯碎，和信揉成一团，就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穿便衣的，我曾在~PJL,见过，一时想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