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

  刘钧提出，要向我学习书法，此人与我，平时相处得不坏。但从他的铁哥们王超对我的态度，我知道他恨我。这也难怪，他一直自称学生须袖，我来自学校，了解学运，几个问题一问，就知道他不是了。我没说我知道，但他知道我知道，也知道人家都知道了，后来才说了真话。尽管无心，总是伤害，他有理由恨我。我劝他别学书法，学了没用。毛笔又不方便。何况文字改革以后，从左到右橫排的简体宇、已经不适宜用毛笔书写了。我说的是好话。
  他说，你现在用圆珠笔，不是照样写吗?
  我一时语塞，
  他以为我是不想教。说他从小习武，得峨眉山一个老道的真传，秘不示人，但是可以教我，以换取我教他书法，说着一连做了几个动作，说了每个动作的用处变化和临阵禁忌，好像门精。他乐山人，家在峨眉山下，说不定真有点儿什么来头。我想学，就答应教他，让他先临帖。他让王超给弄来毛笔墨汁毛边纸，还有一本《九成宮》，天天临。我呢，教顿挫使转，跟他学武。
  但是越学越觉得，尽是花架子，不实用。建议比试比试，把他打倒了。连我都打不过，这种武术，学了还有什么用!!
  不，还是有用的    它打发了时间。二十、  第一次审讯
  九月份的一个上午，监房的门哗啷啷开了，管教王超阴着脸进来。像往常样，微驼着背，背着手，在室内转了一圈，一句话没说，临出门时，转身朝我把侧过来的头微微向外一摇。这是叫我跟着他出去。他锁门的时候，指了一下地面，这是叫我站在那里等着。锁上门，一摆头，让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到要拐弯的地方，我回头看他一下，他就向该去的方向努一努嘴。
  在机关大院看守所办公室里，他把我交给了两个办案警察。然后拿出一个大本子，让他们签字，他自己也签了字。我瞟了一下本子，我的名字后面，写着年月曰，几点几分，经手人等等。审毕交还时，又签了一次字。原来办案的来提审人犯，就像向看守所借东西，借和还都要登记。
  预审室同南京的差不多，只是大些，好像只有讲台没有课桌的教室。讲台下犯人的座位旁边，放着几把折叠椅。中间茶几上，有茶水香烟。坐着两个警察，都五、六十岁了。里面有到南京带我的罗兴雁。他微笑着站起来，说，高先生，请坐。我坐下时，想移动一下凳子，但是移不动。低头去看，才发现它是栽在水泥地上的。
  罗问抽不抽烟，说不抽就喝点儿茶吧。不要紧张，我们随便聊聊。
  他指着到办公室带我并签字的两个警察中年老的那个，说，他姓马，以后就叫他老马好了。此人花白头发，狭长的脸上皱纹深刻、两只眼睛相距较远，叫“老马”很像。
  罗旁边坐著的一个姓李，更年长，可能有六十多了。脸扁，鼻短，花白的头发胡子眉毛都粗硬而浓密。大黑边框的圆眼镜，下缘比鼻子还低。使我想起猫头鹰。此人很少说话，别人说话时，总是忧郁地看看地面。往后的每次审讯，大抵都是如此。
  另一个四十多，胖墩墩的，精力充沛，像个小熊。跟老马到办公室里带我的，是他。他面前放着录音机、记事本，和圆珠笔。
  罗手心朝上，划了个半圆，说，我们四个人，奉上面的命令(这是他第二次说这句话了)，负责你的问题。
  我问什么问题，他说会弄明白的，你放心了。但是，你得同我们配合才行。“放心”二字，好生奇怪，“配合”二字，什么意思?
  罗又说，我们已经把你的下落，告诉了浦老师。浦老师已经到成都来了。住在四川I师范大学，在艺术系教课。正在争取探监，上面还没批准。
  我问“上面”是谁，他说这个，你就不要问了。浦老师托我带给你一些衣服和日用品，还有几本书，一封信，找已经交给看守所了。还有一个纸折的小鹿，也交给了看守所。
  我说，什么小鹿?他说自从我“走了”以后，小雨每天折一只小鹿，折好后挂在天花板下，越来越长。我一听就知道，这是真的，放心了。他说他向她要了一个，想带给我看看，这次带来了。
  以前来事，都是本单位的人办案、很善于以家人为人质，逼供之凶，只差没有用刑。听够了警察暴行，我意像中警察就是刑具。否则，有了那么多革命知识份子和革命群众，还要警察做什么?这次绑架，更刑具化了警察的脸谱，以致他们越是不像刑具，我越是警惕。不断提醒自己小心些。再小心些。我只怕被打一针丧失智力，小心不了。我真没有想到，他们会真的让我放心，内心里有一份感动。但我没因此信任他们。我时刻都没有忘记，是他们绑架了我。在一个如此巨大的野蛮下面，任何小小的文明都显得可疑。
  问话很一般，姓名籍贯年龄单位经历之类档案里都有答案的问题之后，是北京认识谁上海认识谁之类不着边际的问题，答完了会提醒我漏掉了谁谁谁，表明他们知道得比我多。没有咄咄逼人的压力，但我弄不清楚，他们为什么抓我。完了让我看记录，签字。记录上写着，审讯员李奇明、罗兴雁、马丁寿，记录员沈杰。马、沈二位带我到看守所办公室办理归还手续时，还是王超接收。我向王索要办案警察带进来的东西，王的回应是，盯着我看了一阵。
  这些东西，我一直没有收到。稍后我才知道，正如那三个人所说，办案警察和管教干警不是一回事。虽在同一系统，着装时制服相同，但分属于两个单位，谁也管不着谁。按照规定，办案警察无权给被审问者带进来或带出去任何东西。不论带什么进来，只能交给狱方，再由狱方转交给犯人。狱方有权转交，也有权扣留。
  我原来以为，国家机器各部件之间的权力制衡，是民主制度的要素。提审几次后，我才知道，它也可以是专制机器的故障保险装置。道理很浅显(独裁者搞权力平衡，不也是这样吗)。我没想到，是脑子简单。二十一、  错位
  后来的几十次审讯，除少数几次例外，基本上是来两个人，纪录员沈杰以外，有时是老马，有时是罗兴雁，有时是李奇明(像猫头鹰的那位)，有时是李德明，一个瘦高个儿，很有文化教养。谈话气氛宽松，往往像是闲谈，内容与案子无关。有一次，来的是马丁寿和沈杰，我谈到在南京监狱里打架的事，他们哈哈大笑，沈说，真想不到你高先生，还有这么一段生活体验呀，马丁寿说，小头那种人，叫狱霸，各处监狱都有，很普遍，很难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监狱管理工作方面的问题，管理和侦查，完全是两码事。侦查工作，也像你们搞学术研究一样，要大量占有资料。然后分类排比，去芜存精，去伪存真，还事物以本来的面貌。我说，你们把我抓起来，也是还我以本来的面貌吗?
  他说：你认为你本来的面貌是什么呢?
  五七年右派，六六年黑帮，八六年“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八九年坐在这里，怎么说呢?
  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五七年，我也是右派。
  我的每根神经都警惕起来，心想这是套近乎，得小心些。
  沈杰接着说，老马也挨过整，吃的苦可多啦。
  我更加警惕了，心想配合得这么好，可见有计划，得再小心些。
  出狱后我才知道，这些都是真话。但在当时，我没法相信。
  四十年来，人们已习惯于用制式套话交往。真话几已绝迹，何况是在警察和犯人之间。
  我很小心，但又困惑，是引我上钩吗?语言里并无陷阱。是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吗?眼睛里也没有那种冷光。是历史进步了吗?我在狱中。
  冷场片刻，沈说，前天，浦老师到公安局来了，给你送东西，打听你的情况。我们告诉她你在里面很好，让她放心。东西也都交给典狱长了。
  马说，我们说你很好，她还是不放心，最好你自己给她写个信，让她放心，她一直没有收到你的信，很着急。
  我说我写过好几封信了，她怎么会都没收到?我说你们几次说带了她的信和东西给我，除了一套棉衣一双棉鞋，我怎么一样也没收到?
  马说：是吗?这有可能。看守所有他们的考虑，我们去问也不好，这样吧，你现在就写，写了交给我。这次我不通过他们，直接交给浦老师。
  我说那不是违纪的吗?马说，他们不会知道的。知道了也不怕，推过来纸和笔、说，你写吧，我们可以等一等。说着他站起身，在预审室里踱起圈子来。沈杰往椅背上一靠，点上一支烟。我又大吃一惊，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我也不相信他们来是为了聊天，而不是迂回战术。是不是想从我的信上分析出什么?是不是要用我的信取得小雨的信任，以便从她口中得到我的什么?……否则，他怎么敢于说“不怕”?越想越觉得，这信不能写。
  踱着方步的马，站下来又说了一句，你要看什么书，也可以写上，我们给你带来。
  我把写了个开头的信揉成一团，塞进口袋，说，我今天脑子很乱，写不了信。冷场片刻，马说，那也行。语音迟缓。听得出来，他有点儿失望和伤心，看得出来，沈杰也有点儿惋惜。
  但我不为所动，警告自己，别犯傻，这是什么地方?面对的是什么人?
  另一次罗兴雁来，给了我一个纸包，说是小雨给的。我裹进棉衣，带回了监房，打开来是一袋荷兰奶粉，封口是拆过了重新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