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

开视有异色，嗅之有异味，心里犯疑，倒掉了。但留下一小包，想将来有机会时，化验一下。
  出狱后才知道，是小雨把人参磨碎筛成细粉掺和在里面了。办案警察对她说，监狱里严禁带入药品、发现了要没收。小雨说我身体不好，要求他们帮助，他们就避开狱方，直接给了我。我打开留下的小包一尝，没错，人参味儿。可惜已经倒掉。
  在狱中，我有时胃痛。有一次审讯时，马丁寿和沈杰带我到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去看，在汽车上告诉我，他们找的医生、是医大著名的教授，肠胃病权威专家，很少到门诊部看病，他们是提前半个月，预约挂号的。
  一周后，诊断报告出来，是轻度浅表性胃炎。同以前北京医院的诊断(中度萎缩性胃炎)不同，我怀疑，警方为了不让我保外就医，做了手脚，把病情说得轻些。我想，说不走“医生”是假的，或者是和警方配合的。
  出狱后打听，权威医生是真的。后来往美国检查，也证明他诊断无误。
  警察纠正了北京医院的诊断。这种事情，谁能想到?二十二、  顺位
  弄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摸着石头过河，错位的时候很多。这样几次以后，有一次，突然来了十几个警察，个个铁青着脸，怒气冲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之类，都来了，一扫诡谲。我舒了一El气。心里想，终于玩完了，来真格的了。刀俎和鱼肉的关系，终于正常化了。
  有些问题，只有五十年代的水平。如哈佛大学(邀请我去讲学)是什么企图?我说邀请外国专家讲学，是他们的常例。有人吼道，正面回答!我说我被禁止出境，没去。又有人吼道，正面回答。
  有些问题，好像与“冬乱”有关：“为什么说要吸取缅甸的教训”?  “为什么说没有有组织的工人农民参加就没有希望?”我说那是泼冷水，不是煽风点火。又有人说，正面回答。仇恨的目光，像许多手电筒的光束一般，集中地在我身上徘徊。
  更多的问题，是与《新启蒙》有关。从办刊的宗旨，编委名单(问的时候，手里拿着铅印的编委名单)，到去上海开会谁给的机票，谁到机场接机，住在哪个饭店、与谁同住一室之类的细节，都问到了。显然，他们知道得比我多。我想我也许因此，摸到了他们的一点儿底，猜到了一点儿，他们在干百万人游行请愿声中，找出一个沉默的、远离人群的我，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仅仅因主编个人的友谊，才参加了该丛书的编辑(见《王元化先生》)，官场里没背景，新闻界没关系，孤立无援，关杀没人管，是个薄弱环节，如果抓反党集团，从这个点突破最好……。
  但是这样的审问，次数不多，两种审问方式，看不出互相配合的迹象。又使我猜想，可能警察们内部有矛盾、他们中凶恶者的凶恶不是冲着我，而是冲着内部的不凶恶者而来。也不排除中央政法系统和行政系统，甚至党务系统高层的矛盾，表现为黑箱深处对那场风波意见不一的可能……，也都只是猜想，全部无法证明。隔绝在大墙探处，没任何信息干扰，反而可任意乱想，不需对谁负责。这是另类“自由”，但我不想拥有。二十三、  家信
  这以后，有两次，来的人较多，气氛较肃杀。后来又恢复了只来两个人，气氛较轻松。
  那天来的，又是老马和沈杰。老马从公文包裹掏出一封信递给我，说，这是浦老师给你的信。
  这是我入狱以来，第一次收到家信。信上说，以前带给我许多信和东西(附有清单，内有我在南开大学所带的几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提纲)，怎么都没有回音?说我很好，高林在江苏也很好，可以放心。说探监的事，没批下来。常去公安局，听说你在里面，生活还好是吗?说看了电视连续剧《李大钊》，很感慨，如何如何。《读书》杂志上评论夏衍《懒寻旧梦录》的文章值得一读，如何如何……。
  我问老马、这信你看了么?他说看了。我说，她说得太多了吧?他说可能，这要看看守所里怎么看了。他说他经手转交给看守所的那些信和东西，应该说都没有问题，他们为什么扣下他不知道。“那是他们权力范围以内的事，我们去问也不好。但是你一定得给她写个回信。现在就写，写了给我，我直接交给她。”像上次一样，又推过来纸和笔，说，你写吧，我们可以等一等。
  我给小雨写了个回信，告知所有她的信，我一概都没有收到。以后写信，三言两语报个平安就行，别写那么多，免得被扣留。所有带来的东西，除了棉衣棉鞋，我也都没有收到，以后就别送了。我很好，每当从窗格子里看到蔷薇色的天空，就想起狮子山上的黎明和黄昏，祝愿你在那里，能享受一下这难得的孤寂和宁静。照顾好你自己，就是照顾我。我也是。我很会照顾自己，每天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你放心。
  老马看了，也给沈杰看了，装进公文包里。
  这是“分别”以来，小雨收到的我的第一封信。
  她的信，我带回监房，看了几遍。当天夜皇，王超打开门锁。带刘钧去喝酒。他们走后，我如厕，把信撕碎，冲了。
  深夜里刘钧醉熏熏归来，后面跟着王超，恶狠狠叫我起床，抖被子，掀草席，摸了每一件衣服的口袋。说，信呢?
  我说什么信?你们从来就没有给过我信，他没回答，锁上门走了。二十四、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在狱中，本来可以看报。南京监狱里看到的是《新华日报》，四川I省看守所看到的是《四川I日报》。永远是十几二十天以前的和残缺不全的。管教干警们看过以后，传给劳改队看了，再从各个监房传过来。我们看过，还要传给别的监房，传递的方式，是由伙房的人在送饭时交接，隔几天一次、天数长短不定。每次好几份，份数多少不定。有时看过以后传出去了的报纸，几天以后又传回来了。报纸不管多旧，于我都是新的，我以前从不看报，狱中无事，看得就特别的仔细，透过谎言和宣传，也可以过滤或分析到一点什么，从而得到一些乐趣。那三个人看得比我还细，我不看的他们也看。比如广告、启事、影视等等。看完了还互相考试。征婚广告第几名何人?电影明星某某最近与谁“拍拖”……不过是消磨时间，论乐趣，还是我的更大。
  但是后来，报纸就不传到我们这个监房来了。这件事很奇怪。一天早上，王超来开二门时，我向他提出要求看报。我说报纸是党的喉舌，怎么能看不到报?他盯着我看了一阵，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没有回答，锁上门走了。刘钧非常开心，说，没有报看，憋得慌吧?似同情，又似幸灾乐祸，于是我知道了，这件事是他干的．我想，这种形式的狱霸，比小头那种，厉害多了。
  我在体育界的朋友郝勤，认识看守所副典狱长陈波(武术家)的师傅，拜托陈的师傅，嘱咐陈照顾我。因此陈有时开门进来，问一声我怎么样，我胃痛期间，他每天来给我推拿按摩，发气治疗。并教给我一套健胃气功，颇管用。慢慢地胃也就不痛了。但是我向他提出看报的要求时，他表示无能为力，说这个，你得给王干事说，他分管你们。
  办案警察干预，要狱方让我读书和看报。狱方答应了，但没兑现。只转交了一本已经扣留很久的《订正六书通》。我每天写一张“九三四要求看报”的字条，交给来开关二门的管教。从无回应。
  几个月后，我出狱时，狱方发还了全部扣留的物品。其中有一大摞书。每本书上，小雨都用报纸包了封皮，大都是用《参考消息》包的，其中有苏联和东欧的消息，她急于让我知道，但我全都没有看到。那本《订正六书通》上，也有报纸包的封皮，他们在转交该书时，把包皮纸取掉了。心思之细密，难以想像。
  我因此迟了好几个月，才知道苏联东欧发生变化。那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可谓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二十五、  又见腊梅
  从一九八九年九月初到一九九零年春节前夕，我在监牢里蹲了一百三十八天。
  最后一次审讯，是在大除夕前三天。审讯员李奇明，记录员郑伟。
  李告诉我，他们将争取让我回家过春节。但是这要做多方面的工作，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我当时以为，这不过是说说而己。
  大除夕，陈波来，通知我已被释放，让我收拾收拾，准备出狱。
  他找了一个会理发的犯人，给我理了发，刮了胡子。这是他个人的好意。但小雨很遗憾，她本想给我照一个，头发胡子很长的囚犯照片，留作他日的纪念。一百三十八天没刮胡子的脸是个什么样子，我没法知道。看地上一大堆黑白相间长长短短的狗毛，很吃惊。
  同大家握别后，他带我走出监房，回头又锁上了门。
  这个动作，让我心里一紧。
  四川I师范大学保卫处处长帅希望(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平时只管治安，尽可能不问政治)，开了一辆车来接我，说是书记袁正才和校长工钧能让他来的。郑伟陪同我到办公室，取回了被扣留的全部信件书籍物品。
  李奇明说他也去学校，见一下小雨。郑伟跟着他，四个人一同上了车，李的驾驶员开着他的空车，跟在后面。
  郑伟在前座回过头来，用脸指了一下李奇明，给我说，这是我们的领导，省公安厅二处的处长，周旋了那么长的曰月，我竟然一直没有看出，这个人是办案警察们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