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

  帅希望说，李处长在文革的时候、坐了十年大牢，吃的苦可大啦!要不然，哪里还是个厅级处长。李没说话，忧郁地看着脚下，如同在审讯我时那样．
  车子一直开到雨舍跟前，小雨在门前等着，拿着一大把腊梅。这花，我小时候很熟悉，  自从离开家乡，已经四十年没有见过。
  李奇明下车后，同她握手，指着我，给她说：“我把他好好的交给你了啊。”原来他要见一下小雨，就是为了，说这么一句话。二十六、  如是我闻出狱后，从各个方面听到的一切，使我十分吃惊。
  来自文化教育界的告密材料多加牛毛。反而是警察们的客观调查，排除了大量不实的指控。
  南大校长曲钦岳先生曾就我被捕一事，向江苏省委抗议。省委的回答是，他们不知道这事。但四川I省委的朋友告诉我，直到要放我的那天，省委书记顾金池还打电话给省公安厅，叫等一等，说他已向上请示，等有了回话再说。省公安厅回答说，已经放了，要是不行，可以再抓回来。
  小雨也曾在南大校园，见过那个穿便衣戴墨镜的家伙。我被绑架的那天她也被带走，刚被释放回家，那人就带着几个警察来搜查，让她在“搜查证”上签字。她告诉他，高尔泰是个病人，需要照顾。他讥讽地说：看来，你还挺同情他的吗?小雨说，为什么不?要是你坐了牢，你太太不同情你吗?
  他断然说，她不会的!话一出，似乎自觉不妥，忽然尴尬起来。
  小雨感到奇怪，这种东西，居然还会尴尬。
  罗兴雁参加搜查、发现了那本装满了小字纸的照片簿。是我五十年代被劳动教养时偷偷写下的记录。字极细小，他辨认了一会儿，低声对小雨说，这对你们，很重要是吧?
  几十年来，我为保存隐藏这些记录，付出的精力和承担的风险比写它们还大。在北京三年，是小雨替我保管。有多要紧，她和我同样知道。面对警察，不知怎么说。
  这时戴墨镜的过来了，罗把它丢到已看过的东西一边。
  他们把要带走的东西，登了记，分别装进了印着“南京市刑警大队物证袋”的牛皮纸口袋。有个清单，让小雨签字。
  小字纸照片簿不在其中。为防可能有的第二次搜查，小雨听从系主任许志英的劝告，把它寄存在中文系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直到我出狱。
  没有它，我就写不出《寻找家园》中的许多篇章。
  小雨常说“警察也是人”。这使得她在同他们打交道时，不像我那样一再错位。当马丁寿给她说，“有落井下石的么，也有下井救人的么”。她立即就听懂了。这话，饱经风霜的老狼如我是听不懂的，必以为这里面隐藏着什么陷阱，一听到就要叫自己小心。
  事实上，如果他们真要怎么样我，再容易不过了：权力是天赋的，材料是现成的。无须拐弯抹角，更无须我这个土脑子所能想象得出来的那些下策。之所以有所不为，是因为马、熊、猩猩和猫头鹰们，都有一颗真正的人的心。
  去国十几年，与不同语言、肤色、异俗殊风的各国人等交往，最深的一个体验，就是人性的善恶。人这个物种的个体差异，和种族文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知识技能、社会制度和职业身份都没有关系。对于那些承担着制度的罪恶，戴着刑具的脸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减少无辜者的痛苦，而又不为外界所知，甚至不为受益人所知的人们，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和谢意。一直很想，不仅代表我和我的家人，也代表无数在绝境中因他们的看不见的、困难的和危险的努力而减轻了伤害的人们，衷心地说一声，谢谢!
  只因为怕我的感谢，反而会给他们造成麻烦，沉默至今。忽忽十五年就过去了。文中提到的诸位，该都已告老还乡，安全了吧?我在地球的另一边，头发也已经白了。但是每想起那些遥远的往事，仍然强烈地感到，那种对话的错位、那种人与入之间的隔膜之中，有一份深深的悲哀在。原载2005年《今天》杂志第二期(总第69期)雨舍纪事
  我是一株无根的转蓬，钩留在大西北，将近三十年。那些连绵不断的雪山，日夜浩荡的河声，辽阔戈壁上若有若无的羊肠小道；那些在一往无垠的朔风中不息地摇弋的高高白杨，和薄暮时分荒寒山村里凝聚着畜粪气息的炊烟……于我都
  有了一份乡情。当转蓬又开始滚动，不禁频频回首，如同离乡背井。
  内地有几个学校要我，想先去看看再说。拟取道成都，经津、京、宁、沪，南下汕头。汕头大学副校长李时岳先生一连给我写了三封信，邀我到那里主持一个美学研究室。听说那边的政治气氛宽松得多，我很动心。梦想着有一个临海的阳台，几扇临海的窗。夜深入静时分，听水和石的交响。
  上路第一站，是四川I成都，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城市。残留着许多古城的韵味，语音兼有北方的厚重和南方的清圆。街头巷尾茶馆很多，家家满座，一股子休闲的气氛。似乎生活的节奏，比其它城市缓慢。同人们交谈，常感到地灵人杰。有时你会发现，一个期期艾艾的小青年，理论素质之好，超过不少京畿沿海的文化明星。有时你会发现，一个吊而郎当的家伙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写着一首好诗，掷地有金石之声……。
  可以栖身之处，有两个：四川I大学和四川I师范大学。前者和兰大一样，在市中心。“全国重点”，经费足资料多，交通生活都方便。但出门人挤入，日夜市声喧，我怕。后者是省属学校。房舍陈旧，设备简陋。但位在城外山上，长郊绿无涯，有一种古典的宁静，我喜欢。
  川I师中文系主任苏?先生，校长工钧能先生，和校党委书记袁正才先生都劝我留下。他们说，现在户口制度是硬的，要是本单位卡住粮食工资人事档案，谁都难办。你既然喜欢这里，就让我们先试试。办不成，再去汕头不迟。办成了想走，我们不卡你，算是帮你搭了个桥。言辞恳切，也在理，我感谢地接受了。
  学校在请示省委以后，派了两位老师，万光治老师和邓元宣老师，持外调证明到兰大看我的档案，趁机把它偷了过来。这种事，连我都觉得匪夷所思，一贯保守的兰大党委，反应之强烈，可想而知。但是隔着省，川I师大不响应，他们也没法，只能通过甘肃省委同四川I省委交涉。结果是，兰大答应放我。为防节外生枝，学校派周治虎老师代替我回去办手续和接孩子。不久周老师就把高林带来了。稍后书籍和行李也都运抵。
  此事如此顺利，得力于四川I省委的支持。但因此我的逃避政治之行，又被涂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刚安顿下来，省委书记冯元蔚和副省长韩邦彦两个，前呼后拥，到师大来看我。说，欢迎到四川I来。说，有什么解决不了，找我们就是了。据说自师大建校以来，他们谁都没有来过。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说明他们不过是演戏(正如甘肃演坚持原则，他们是演改革开放，后台不同之故。)，把我当作道具，我还真的以为，可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呢。
  学校在刚落成的家属楼里，给了个四室一厅的单元。与邻楼很近，窗子对窗子。看电视炒菜，声味与共。在苏?先生的帮助下，我用它换了一套山坡最高处年久失修、三室一厅的老屋。虫蚀木，如石鼓文，雨漏墙，若抽象画。但有六个大窗，窗外便是山野。朝暾夕照，霁色晴光，气象万千。我得之，很庆幸。但校园里议论纷纷，说我怪。有人写了篇《教授学雷锋》，说我是“哪里困难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偶然见报，哭笑不得。
  苏?老师说，可以理解。你越是和人家不同，人家就越是盯着你。和大家一样，就没人管了。人管人的文化，是产生大一统主义的温床。
  搬家后一直很忙。除了教书，有写不完的东西要写。高林在师大附中插班，进度比甘肃快，日夜赶功课。屋里一直很乱，风过处，一地的书籍纸张翻飞。直到和小雨结婚，她从首都博物馆调来我校艺术系教书，一同粉刷了墙壁，油漆了地板门窗，购置了必要的家具。书上架，帘上窗，才象个家了。
  妻名小雨，成都又多雨，家因名雨舍。雨舍地界，不限四壁。当窗的老树，原始的山野，带着云影霞光和草木气息的风，没有电灯的夜景，不掺杂着噪音的雨声，和若有若无的淡蓝色的地平线……都是我们极为宝贵的财富。
  除了初到敦煌的三年以外，这是我一生中最安定也较顺利的时期。上面给了我一个叫做“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的头衔。是全国统一的政策，各省都有几个名额。就像五七年分配坏角色，这次是分配好角色。好角色有好角色的待遇：涨两级工资，“以资奖励”，外加当“政协委员”。我得之，如同中彩。
  可惜我演不好这个角色。听说在政协会上，有人(川I大教务长唐正序)因我不去政协，骂我“不识抬举”，预言我“没好下场”。骂对了，也预言对了。渐渐地，麻烦来了：巴蜀书社出《高尔泰文选》出不来，哈佛邀我讲学出不去，甚至南开录取高林也被取消……直到后来的捉、放一场，都莫明其妙。
  关键是莫名其妙：都没有人说明理由，也没有人承担责任。
  经历过太多的大张旗鼓，觉得这种鬼鬼祟祟的做法很奇怪：权力无限的他们，怎么还用得着鬼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