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那些事儿

  最操蛋的孙可望已经投降，永历政权内部又能出什么纰漏呢？
  做好心理准备，答案是“战神”李定国、“衰神”刘文秀掐起来了！
  怎么可能？对付孙可望时，俩“神”不是穿一条裤子吗？
  不错！但赶走外敌打内战，这样的事情还少吗？
  矛盾的起因，是如何对待孙可望的旧部。
  ——刘文秀的想法是：争取一个算一个，没必要同室操戈。
  交水大捷后，刘文秀、白文选率军追击孙可望，但孙可望跑得太快，又投降了清军，“必擒之而后已”的任务没有完成。不过，刘文秀却完成了一个更有意义的任务——收编孙可望十几万旧部，趁机控制贵州、湘西。
  ——李定国的想法是：斩草务必除根，以免后患无穷。
  刘文秀追击孙可望的同时，李定国也率军回师昆明，解决了张胜的偷袭部队。进入昆明后，李定国立即将狄三品、王会、张光翠等人降爵，理由是“以党附可望”。随后，李定国又挥师杀向永昌，清剿王自奇、关有才等孙可望的“死党”。
  客观地说，刘文秀主“抚”，李定国主“剿”，本质上都是出于稳定永历政权的考虑，只是具体实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此时的李定国、刘文秀并不是孙可望那样野心勃勃的人，如果朱由榔能够从中调和，一起商讨较为稳妥的政策，矛盾应该是可以顺利化解的。
  但是，还没等到两人在昆明会面，刘文秀提出的一个建议，导致双方的矛盾骤然升级。
  永历十一年（1657年）十月，刘文秀向朱由榔上了一道奏疏，核心内容是让朝廷移跸贵阳。
  刘文秀认为，如今川南、湘西都在永历政权的控制之下，贵州又有十万大军驻守，贵阳是相当安全的。如果朱由榔能够“靠前指挥”，对前线的士气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想法是很好的，但刘文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没跟李定国通气。虽然李定国、刘文秀在爵位上平起平坐，但这么大的事情，俩人有必要先商量一下。毕竟孙可望把持朝政的前车之鉴尚在眼前，“搬家”这种极其敏感的事情，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和误会。
  刘文秀没考虑这么多，后果就相当严重了。
  当时，李定国正在永昌清剿王自奇。朱由榔接到刘文秀的奏疏，觉得比较靠谱（主要是安全），一边命礼部选日子准备“搬家”，一边派人去永昌通知（注意！是通知，不是咨询！）李定国。
  接到通知之后，李定国的第一个反应是——刘文秀想做第二个孙可望！
  李定国有这样的想法，并不能简单认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刘文秀一路收罗孙可望的旧部，控制贵州、湘西，又迫不及待地奏请朝廷“搬家”，确实有“瓜田李下”之嫌。在滇黔内战余波未尽的情况下，李定国产生怀疑也是人之常情。
  虽然不像孙可望那样野心勃勃，但李定国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对刘文秀有所怀疑之后，李定国在没有查明事情原委、弄清刘文秀真实目的的情况下，一口咬定刘文秀是想步孙可望的后尘，未免过于武断和鲁莽。
  接下来，李定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以辞职相威胁，逼迫朱由榔放弃“搬家”的想法。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也犯了跟刘文秀一样的错误，让别人难免产生一些不堪回首的联想。
  孙可望不择手段威逼朱由榔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李定国也玩起了这一手，刘文秀必然生疑，认定李定国想做第二个孙可望！本来还想就“搬家”问题解释一下的，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
  李定国、刘文秀都认定对方要步孙可望的后尘，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矛盾显然已经从“政策分歧”质变成了“路线斗争”。
  思维一旦产生定势便很难扭转，回想起刘文秀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李定国不由得浮想联翩。
  ——你刘文秀号称收复四川，却跑到嘉定、雅州种地，你是故意败家，还是建立根据地？
  ——让你刘文秀去追孙可望，结果人没逮回来，旧部却网罗一大堆，还要让朝廷“搬家”，你太明目张胆了吧？
  既然你刘文秀先不仁，就不要怪我李定国后不义了！
  “整风”运动
  李定国在永昌干掉了王自奇、吴有才之后返回昆明，迅速采取行动，准备将刘文秀这股“逆流”扼杀在摇篮之中。
  李定国判断，刘文秀两次被剥夺兵权，谈不上有什么旧部，必然会依靠沿路收编的孙可望旧部起家。因此，只要将孙可望的旧部摁住，刘文秀便翻不起什么大浪。
  问题是，孙可望的这些旧部都分散在贵州、川南、湘西，李定国手上就这么点人，继续使用武力解决显然是不现实的。
  怎么才能摁住？李定国有办法——“整风”！
  永历十二年（1658年）正月，李定国向朝廷上疏，奏请川南、湘西、贵州各镇边将回昆明开会，一是“核功罪”，二是讨论军事部署。（召诸将之在边者，论功大小为分兵多寡之地。）说是“奏请”，不过是走个法律程序，朱由榔只有同意的权利，没有不同意的权利。朱由榔的诏谕，很快便传达到永历军队防御的最前沿。
  诸将领应召返回昆明，方才发现赏忠惩奸、人事调动不过是手段，李定国的真实目的，是要对眼前这些孙可望的旧部进行“整风”。
  李定国“整风”运动的三部曲，分别是洗牌、洗脑、清场，就跟洗衣服一样，“二洗一清”，天下太平。
  第一步是“洗牌”。
  根据诸将领在滇黔内战中的表现，坚决抵抗的大赏（主要是李定国的将领），阵前倒戈的中赏（白文选、马惟兴、马宝等），主动投诚的小赏（马进忠等），被迫接受改编的重罚，甚至被革职下狱的也大有人在。
  第二步是“洗脑”。
  作为孙可望的旧部，无论是得到封赏，还是挨了处罚但官位得以保留，都别忙着高兴，还得继续留在昆明进行“政治学习”。
  “政治学习”主要讲三门课：
  课一，彻底清算乱臣贼子孙可望；
  课二，严加防范危险分子刘文秀；
  课三，誓死效忠中流砥柱李定国。
  学完之后进行期末考核，凡是不及格的同学，有功的赏赐作废，有过的罪加一等。
  第三步是“清场”。
  牌洗了、脑洗了，各边将不要急着走，还有一项工作没有完成，“论功大小为分兵多寡之地”。具体怎么分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哪儿来，不能回哪儿去，大家都得挪地方。
  “整风”取得阶段成果之后，收拾“罪魁祸首”刘文秀的时候到了。三月，李定国再向朝廷上疏，奏请召刘文秀回昆明讨论防御部署。
  刘文秀不敢抗旨，马不停蹄赶赴昆明。刚入宫觐见，便被朱由榔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让你去逮孙可望，不但没逮住，还把他拱手送给清军，你是不是嫌我活着碍眼？（今追之不获，反激之投他处，恐滇南之祸不远矣。）
  莫名其妙挨了一炮，“衰神”刘文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腿长孙可望身上，他往哪里跑，关我屁事？
  到底什么情况？
  没什么情况，就是李定国看你不顺眼了。
  各镇边将经“二洗一清”的“整风”，除了一些人被革职以外，大部分都到新的地方走马上任去了。刘文秀也要参加“整风”，不过编入的是“速成班”，三道变一道，直接清场——贵阳就别去了，留在昆明重操就业，种花弄鸟吧！
  “衰神”刘文秀也是倒霉催的，从永历六年（1652年）兵败保宁开始，每隔三年响一次铃，到了时间就下课。永历九年（1655年）常德失利，这次没说的，打了败仗就该罚。到如今又是三年，“衰神”再次走霉运，虽然一场败仗没打（确切地说还打了胜仗），照样铃声一响，卷铺盖走人。
  当年的刘文秀，虽然说不上叱咤风云，但至少也是彪悍勇猛，如今历尽沧桑，已是哀莫大于心死。的确，短短六年便“三起三落”，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起的。
  赋闲之时，刘文秀情不自禁地感慨“退狼进虎，晋王必败国”。时至今日，他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宣泄一下内心的抑郁了。
  永历十二年（1658年）四月二十四日，“衰神”刘文秀在昆明郁郁而终。
  看！贵州没了！
  永历十二年（1658年）二月，清军的三路大军开始按既定计划向贵州推进。
  根据史料记载，此时的李定国“宴饮恬愉，颇弛武备”，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知觉。说句公道话，这还真有点冤枉李定国了，虽然“战神”风光不再，但人家好歹是靠打仗起家的，不会犯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低级错误。
  前面其实已经说了，昆明的李定国并不是在醉生梦死，而是一直忙活着“整风”。各镇边将虽然很快返回了前沿，但普遍被调防，导致川南、湘西、贵州陷入“兵失其将，将不得兵”的混乱状态。
  更严重的情况是，从朱由榔到李定国，都没有意识到“整风”会导致如此混乱的局面。朝廷上下一致认为，此次“整风”十分必要也相当成功，通过彻底清算孙可望、刘文秀的错误路线，使各镇边将的思想与朝廷保持高度一致。有了思想上的保障，镇守川南、湘西、贵州的十万大军，足以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如果清军胆敢侵入0.0001毫米，必然会让他们有来无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