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那些事儿

  事到如今，张胜只能碰碰运气，带着骑兵一阵猛冲猛打。李定国刚经过一场大战，又跟刘文秀分了兵（刘文秀负责追孙可望），还相当意外地撞见了张胜。经张胜这么一冲，李定国没有反应过来，刚一交战便陷入被动。
  马宝急眼了，赶紧率部抄张胜的后路，再次上演了交水大捷的一幕。张胜跟孙可望一样，稀里糊涂被打得惨败，但显然没有孙可望的运气好。次日，张胜逃至沾益（今云南宣威），被自己的“老部下”李承爵诱捕，后来在昆明伏诛。
  交水大捷后，李定国派刘文秀、白文选率军向贵州追击孙可望，“必擒之而后已”。
  刘文秀、白文选的追兵抵达普安，因不明前方敌情而未敢孤军冒进。但是，在距离普安四百多里的贵阳，孙可望却莫名其妙地落荒而逃。
  奇怪了，是刘文秀修炼成了“隔山打牛”之功，还是孙可望成了惊弓之鸟？
  如果非得有个答案，只能说孙可望是失道寡助、倒霉催的。
  逃到贵阳后，孙可望一要防李定国的追兵，二要防驻守安顺的马进忠，因此派冯双礼扼守在贵阳西面的威清要道，并约定以放炮为号。（若文秀追兵至，可速放三炮。）结果，刘文秀还在普安，马进忠也待在安顺没动静，冯双礼却放了三声响炮。
  走火了？——没有，冯双礼是故意的！
  动机？——痛打落水狗，不需要理由！
  孙可望就这样被冯双礼给轰跑了，狼狈不堪地向湖南方向逃窜，亲身感受了什么叫众叛亲离、作茧自缚。一路上经过新添卫（今贵州贵定）、偏桥、镇远、平溪，一直到湖南沅州，孙可望享受到的待遇都是一样——“各守将俱闭营不纳”。
  曾经带着十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出征的孙可望，如今身边只有十几个亲随，惶惶成了丧家之犬。
  走投无路的处境，并没有让“自智自尊”的孙可望醒悟。他决意将无耻进行到底，准备认贼作父，借助清军的势力报私仇。（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
  抵达靖州后，孙可望派杨惺先、郑国前往宝庆与清军接洽。三日后，白文选的追兵逼近，孙可望再次逃亡，在武冈边界又遭到总兵杨武的拦截，险些被擒获。清湖广巡抚张长庚派总兵李茹春、王平率军赴武冈接应，孙可望才侥幸逃脱。
  九月三十日，决意走上不归路的孙可望给清军写信，正式宣布投降，并恬不知耻地向对方承诺“愿献滇、黔、蜀以归一统，更报不世之仇”。
  孙可望投降，让清廷如获至宝、喜出望外，无异于中了头彩。
  第一，孙可望是永历政权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在清军未做任何策反和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主动投降，“毁三观”的政治影响不可估量。
  第二，孙可望对永历军队，特别是大西军旧部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第三，孙可望熟悉西南军事布防和军队作战特点。
  得到这个“宝贝”，清廷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十二月初五，顺治帝下诏，要求兵部调整军事策略，由“招抚、对峙、巩固”的总方针向“全面进攻”转变，首要目标便是“相机平定贵州”。
  清廷还给予孙可望超乎寻常的恩赏和礼遇。接到孙可望投降的消息后，顺治帝第一时间下诏，册封孙可望为“义王”，并委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礼部尚书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等高级官员携朝廷的敕书、大印，赶赴湖南当面册封。
  永历十二年（1658年）五月初二，孙可望抵达北京陛见，简亲王济度、安亲王岳乐亲率大批高官出城夹道欢迎。
  孙可望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也向新主子投桃报李，死心塌地为清军效命。孙可望不仅向清军提供了西南军事部署的全方面情况，还主动献上地图，又为清军提供一大批熟悉地形的向导。
  好比“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孙可望走的必定是一条不归路。后来，随着西南的局势逐渐趋于平定，失去利用价值的孙可望也日渐失宠，饱受清廷的打压和排挤。
  永历十四年（1660年）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在北京神秘死亡。清廷的官方说法是“病死”，真实的情况大家应该都懂的。
  一直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终于下令“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孙可望及其家族的命运，再次应验了那句话：
  叛徒，能有什么好下场！
  第二十一章 败局
  贵州，残局
  从肇庆建政到移跸昆明，永历政权稀里糊涂撑了十来年，一直处于“垂而不死”的状态，让清廷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却又不知从何处使力。如今孙可望投降，清廷非常想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派兵清剿大西南，给永历政权来一个“一招毙命”。
  要想实现这个目的，首要的进攻目标当然就是贵州。不过，贵州虽然地域狭小、土地贫瘠、经济落后，但有不少永历政权的军队驻守在此，而且道路崎岖、天险众多、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贵州的周边形势还极其复杂。
  ——北面是四川，这里有各种势力犬牙交错地对峙。
  川南、川西控制在永历政权的手里，川东是“夔东十三家”抗清武装，清军主要固守以保宁为中心的川北地区。
  ——东面是湖南，也处于对峙状态。
  洪承畴的军队主要固守长沙、岳州、常德等地，湘西则是永历军队的外围防线（其中一部分已跟随孙可望投降）。
  ——南面是广西，情况稍微好一点。
  李定国撤回安龙“护驾”，留下的兵力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靠近广东的桂南、桂东地区，靠近湖南、贵州的桂北地区基本上处于真空状态。
  ——西面是云南，不用多说，永历政权的老巢。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攻贵州，必然面对扼险固守的永历军队，就算清军都能见招拆招，对方也有可能从其他方向溜掉，让清军疲于奔命，最后被困而歼之。
  路不好走也就算了，对方的退路还四通八达，这仗怎么打？
  顺治帝给出的方案吓人一跳——三路进攻！
  毋庸置疑，这是自多铎、阿济格、准塔分三路南下之后，清军组织的最大规模军事行动。永历十一年（1657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就是顺治帝下诏调整军事策略的十天之后，“三路进攻”的作战计划正式下达，具体部署是这样：
  北路——吴三桂、李国翰从陕西汉中出发，取道四川进攻贵州。
  东路——固山额真罗托、济席哈南下湖南，会同洪承畴部主力，取道湘西进攻贵州。
  南路——固山额真赵布泰从南京进抵湖南，配属洪承畴麾下张国柱部，再取道广西与线国安会合，经桂北进攻贵州。
  三路大军从永历十二年（1658年）二月开始，同时从各个方向发起进攻，将永历军队逼入云南死角，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云南的事不归他们管。
  顺治帝认为，清军拿下贵州后，永历军队将被逼进云南“困兽犹斗”，三路大军可能不是对手。
  顺治皇帝不会不知道，在只差一脚就能将对手踩死的情况下，脚下留情必然后患无穷。
  因此，距“三路进攻”的诏谕下达不到一个月，顺治帝又签发了一道新的诏谕：命信王多尼、平王罗可铎率八旗兵南下，“专取云南”，并为三路大军“擦屁股”。（如贵州三路大兵有料理未尽者，亦并加绥定。）
  由于多尼是亲王，又被任命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实际上统领着所有进攻西南的军队。看来，清廷这一次是要下死手了！
  清军的部署相当能吓唬人，但永历军队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李定国、刘文秀虽然只有四万多人，但还有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不能忽略——孙可望手下的二十万人！
  孙可望不是投降了吗？——没错，但他是带着二十来人跑到湖南投降的，不是带着二十万军队投降的。如果二十万军队都听他的，早把李定国、刘文秀给收拾了，还用得着投降？
  既然没投降，这二十万大军哪儿去了呢？一部分在滇黔内战中损失，一部分湘西的部队跟随孙可望投降了，大部分则被追击孙可望的刘文秀、白文选沿途收编，十几万大军从湘西到贵州部署了一路。
  清军所谓的“三路大军”，每一路也就一万多人，加起来不到五万。除了取道广西的南路可能会比较顺利一些以外，其他两路都很悲催。吴三桂的北路要通过川东，罗托的东路要穿过湘西，到底能剩下多少人进入贵州境内，只有天知道。
  就算天神眷顾，五万大军一个不少地杀入贵州，他们应该会有三次仰天长叹：
  怎么这么多山？——“叹峰际连天兮，飞鸟不通”，贵州“地无三里平”的江湖传言果然不虚！
  怎么这么多人？——穷山沟里面，至少有十万大军枕戈待旦，每一处天险，都有可能成为清军的坟墓！
  谁出的馊主意？——五万人就敢往这种地方耍横，脑袋被门夹，还是活得不耐烦了？
  据此分析，清军这次大规模进攻，不知又会有多少人步尼堪、孔有德的后尘！
  听起来鼓舞人心，其实纯属虚构。
  真实的情况是：三路大军打得轻松加愉快，两个月便占领贵阳！
  什么情况？“毁三观”也不能这样毁啊？
  下一个孙可望
  稍微回顾一下南明十几年来的历史，应该不难发现：凡是有悖于常理的结局，根源往往都在于南明政权的内部，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