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

 
  王闿运进京，见到总统袁世凯，呼之为“老弟”，袁世凯称王为“壬老”。王闿运很不高兴，对人说：“他竟然称叫我‘壬老’。他不知道他祖父端敏公甲三跟我是什么交情么？不叫‘太世叔’却叫‘老’，真是不知礼数！” 
  张敬尧兵败北上后，他的靠山段祺瑞很鄙视他，对他颇为冷淡。张郁郁寡欢，乃赴南口投奔冯玉祥。冯玉祥疾令缚之，历数其祸湘之罪，最后付以《新旧约》和《三民主义》两部巨著，语之曰："你熟读两部书，便放你走！"两个月后，张居然能够背诵一些章节，冯玉祥不得不佩服，只好放他走了。 
  陈炯明一度持无政府主义，希望以联邦制来建国，先建立亚洲联邦，再与欧洲联邦，美洲联邦组织无军备的“万国联邦”。他认为“万国联邦”是进入“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大同世界”所必须经过的第一步。 
  1925年，陈炯明败于国民军后，蛰居香港，被推举为中国致公党总理。他廉洁自持，不蓄私财，生活窘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他下水，他则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拉拢不成，仍赠他8万元支票，他在支票上打叉退还。1933年，他在贫病中死于香港。其后，致公党继承了他的遗志，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来又联共反蒋，直至今天都是参政党之一。 
  北伐胜利后，中国各地又有拥兵自重的地方大员成为新军阀。李宗仁为始作乱者，其后大小军阀俱闻硝烟而动心，蒋介石痛感"军阀习惯成性，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但他仍说："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1928年，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张作霖的军队节节败退。5月，日本大使威胁张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要张答应，日军帮其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作霖把手中翡翠嘴旱烟袋摔断，大叫："我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并赶走了大使芳泽。 
  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前，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两条腿都没了（其实他的腿并没有断），恐怕不行啦！告诉小六子（张学良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韩复榘有古循吏之风，颇为勤政。1934年，山东大水，省府在济南设难民所收容难民。一日，韩复榘莅所训话："第一，大家要遵守纪律，不要以为自己是灾民，受了政府的优待，变成一种特殊阶级，可以随随便便。第二，要听收容所工作人员的训话。第三，要早起，不要以为现在受灾，一切有官府照应，就可以敷衍，以至于养成懒惰习惯。"韩复榘是一个坚决的睡眠反对论者，经常以早起作为擢拔官吏的依据之一。 
  "新生活运动"的推行颇不顺利。韩复榘在山东规定恢复古俗，下令把大街上所有烫发、穿高跟鞋的女士都当作妓女抓起来。龙云在云南规定了十大工作，其中一项是禁止学生在街上骑自行车。河南西华县则是放灯、游艺、唱戏，热热闹闹地提前过了个大年。 
  阎锡山临终时给其亲属留下了六点遗嘱："一、一切宜简，不宜奢；二、收挽联不收挽幛；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出殡以早为好；五、不要放声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七日之内，每日早晚各读他选作之《补心录》一遍。" 
  民初各省的都督，大多昙花一现，只有阎锡山独霸山西三十余年，山西因此寡有战事，治绩冠于全国。到三十年代，还一度被评选为全国的模范省，全国的注册商标中，半数以上都是山西商家的。   
  二十四、赤子(1)   
  江小燕获悉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消息后，瞒过父母，冒险来到了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她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等到一堆鳞片样的尸骨端到她面前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钱为傅雷夫妇买一个骨灰盒。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回到家中，她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报告了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信一寄出，她就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来，一直过着一种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骨灰盒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一别二十多年的傅聪，第一次回国就赶上了父亲的追悼会，百感交集之余，得知父母的遗骨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全仰仗于一个素不相识的无名女子，就和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见到江后，他们一再表示要“有所谢意”，江小燕只是淡然一笑。出于礼貌，她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俟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从此再也没有找过傅氏兄弟。 
  曾国藩亲笔写《爱民歌》，为后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先声，歌曰："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 
  庚子之变，山西巡抚毓贤获罪被发配西北，行至兰州又接到就地处决的圣旨。甘肃布政使李廷箫曾是毓贤在山西时的下僚，念及旧谊，劝毓贤自裁。毓贤则说：“我是大臣，如今有圣旨要杀我而我竟不延颈受戮，是使朝廷法度不能行于臣下。多谢李君，请勿以我为念！”于是受刑而死。李廷箫对他的部属说：“山西拳祸初起时，我也有地方之责，岂忍独生？”于是仰药而死。 
  1903年，温生才再次往南洋霹雳埠锡矿作工，多年的苦难炼出了他刚烈的性格。一次，当地技师无理鞭打他，他愤怒地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打人？瞧不起弱国国民吗？"一拳把那个技师打得血流满面而逃。 
  宋教仁说陈天华的爱国热忱乃是出于天性，陈每读中外历史，"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因为痛感民族危亡，他写下了《猛回头》、《警世钟》这两本激动人心的小册子，以浅显通俗的语言，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国内特别是长江流域广为流传，他的反帝救国思想因而也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影响。1906年1月4日的宋教仁日记写着"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 
  1906年7月，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章太炎获释出狱到日本，章在欢迎会上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章疯子由此有据。 
  杨度组织筹安会，为拥袁世凯称帝，可谓不宜余力。但他忌惮梁启超对舆论的影响力，于是派蹇念益、汤学顿前去拉拢梁。徐佛苏、袁思亮和蔡锷则在背地里商量道："任公（梁启超）眼高于顶，耻为牛后。不如另树一帜，以任公为首，可与杨皙子殊途同归。"不料计议未善，蹇、汤已懊丧而返。原来他们二人一到天津，尚未开口，梁启超已拿出墨迹未干的大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示之。文中不遗余力地抨击袁世凯，在蹇、汤的力劝之下，梁才勉强删除一些过于激烈的词句。梁启超并致函杨度曰："吾人虽见歧，私交弥笃。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也！"可见，梁启超之"另树一帜"远较他的弟子蔡锷高明。 
  秋瑾住在北京，值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她感慨地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后来，她对王时泽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杨度在日本，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两人政治理想截然不同，却惺惺相惜。杨度与孙中山相约道：“我主张君主立宪，若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事若成，我将尽弃我的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后来杨度鼓吹君主立宪的洪宪帝制，成为国家罪人，只好遁迹丘山，结庐学道。但不久他便又出山，秘密为孙中山的国民党工作。 
  杨度有诗云：“市井有谁知国士。”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李大钊被捕前，杨度在熊希龄嫁女宴会上，从汪大燮那里得知苏联使馆将被搜查，马上避席而去，委托章士钊通知李大钊。但不知为何，李大钊却没有离开苏联使馆，于是被捕。杨度为搭救李大钊，不惜变卖自己在北京的爱宅——悦庐。李大钊死后，杨度又千方百计为他殓葬。 
  民国六年，蒋梦麟回国，理由是："学成回国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权。"他后来在日本上野公园展览会上，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时，"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稍后他看见日本人陶醉于对俄战争的胜利，游行队伍绵延数里，他说："我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