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

 
  陈独秀在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曾有过《研究室与监狱》的名论。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而这些话，并非他徒逞一时之快的豪言壮语，而是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 
  民初，革命告成，革命志士多有以"手造共和"自居，要求论功行赏。柳亚子则说陈范："时南都兴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济济庆弹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萧然物外，绝口不道前事。"蔡元培等念及陈范功绩，多次要求政府发还清廷没收陈的财产，并对陈有所抚恤。陈说："谢诸君，勿以我为念，养老之资现犹勉能笔耕砚耨，聊免饥寒……吾辈正谊明道，非以计功利，岂容贪天之功为己为。"他晚境凄凉，孤身一人，贫病交加。章士钊说他，《苏报》案后，"亡命十年，困踬以终，不闻有何怨言。" 
  1926年8月6日，林白水被押赴天桥刑场，以"通敌有证"的罪名枪决。被难时，他身穿夏布长衫，须发斑白。子弹从后脑入，左眼出，陈尸道旁，见者鼻酸。距邵飘萍在同一地点被杀不过百日，人称"萍水相逢百日间"。 
  哈佛大学派赵元任请陈寅恪前往任教，陈婉拒之，说：“我对美国的留恋，只有波士顿中国餐馆醉香楼的对虾。” 
  胡适向来反对暴力，主张以和平解决争端。他因为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共产党所不容。他对陈独秀说：“此次暴徒火烧《晨报》，难道也是争取自由之举吗？”陈独秀说：“《晨报》为新月派把持，这样的阶级立场，如何不能烧？”胡适非常生气：“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丝毫异己思想了？如果社会是这样的，那是何等的阴森残酷？”陈独秀说：“正因为社会阴森残酷，我们才无法容忍。他们捕杀共产党的时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惨案，可曾有容忍？我几次入狱，他们又何曾容忍过？”胡适说：“但是你在狱中的时候，马通伯、姚叔节这些旧学究都曾署名营救你，你出狱后，大家还谈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难道忘了吗？”陈独秀稍为语塞，但马上又质问道：“但你为何参加善后会议？”胡适说：“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纷争而已。”陈独秀说：“段祺瑞是帝国主义之走狗，难道你不知道？”胡适说：“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安在？”陈独秀笑着说：“所以你我为不同阶级。” 
  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杀害蔡公时。陈嘉庚聚集华侨演说道："日本虽是我邻邦，但在我国遭受天灾时，不曾助我一粒米、一文钱。如今反以其侨民为借口，犯我主权，杀我同胞。其险恶凶蛮，世无俦匹。如今我们怎样反日？一是要抵制日货，凡日商所经营，我等誓不虞目；二是要筹款犒军，我们既不能留学牺牲，就该捐资报国。"日本人听说后，十分恨陈，令人烧掉了陈的橡胶厂，损失五十余万。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版，南京内学院的欧阳竟无令弟子刘衡如撰《破》进行反驳。熊十力看到后，对北大校方说：“我要写书，不讲课了！”于是辞职，飞快地完成了《破》，这时距《新唯识论》出版才5个月时间。欧阳竟无是熊十力的恩师，但熊坚持说：“吾爱吾师，尤爱真理！”他们师徒交恶，至死未解。 
  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时，替他做辩护的律师，是甲寅派首领古文家章士钊。其辩护词随后在上海《申报》发表，标题是"党即国家乎？"章士钊说：陈独秀"非危害国家也，国民党不能代表国家，是为二物。陈氏反国民党，不反国家，何危害民国可言乎？" 
  陈独秀寂寞地死去，王森然说，跟他一起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人，或居党国显要，或受社会崇拜，"以先生之学历，若求高名厚利，与世人争一日长短，将何往而不自得耶？""先生不因个人荣利，而一变为世之所谓新官僚，就此而言，实值吾人矜惜也。""呜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有毅力，无用武之地，吾不反为先生惜，吾惊为民族哭矣。" 
  弘一法师当年执意出家，出家后竟后悔了，因为发现佛门原非净土，故想还俗。马一浮等朋友劝他说："原先不赞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头了。"弘一听劝，打消还俗的念头，终成一代高僧。 
  李叔同做了和尚，学生丰子恺仍跟他有来往。弘一法师曾到丰家，丰子恺请法师就坐。法师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后，丰问何故，法师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他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传丰子恺吃素念佛，有友人问及，他答道："吃素是真的，念佛就未必，大概我有时翻译佛教书籍，以致引起人家的误会吧！我只能算与佛教恋爱，而不能说是结婚。" 
  丰子恺在《儿女》中写到：我以为世间人与人之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情，在十分自然合理的时候都不外乎是一种广义的友谊，所以朋友之情，实在是一切人情之基础，并育于大地上之人，都是同类的朋友，共为大自然的儿女。 
  徐树铮收复外蒙后，不仅大力推广蔬菜种植，推行汉化教育，且在库仑开辟网球场，与部将同嬉，自称"绝域蹋踘"，大有汉朝霍去病、赵充国之遗风。 
  金岳霖有赤子之心。他曾说：“意义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贫乏，情感的寄托愈丰富，意义愈不清楚。”有次讲课，题目是《小说和哲学》。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 
  1936年鲁迅去世的时候，从10月20日至21日，有一万余人自发的前往万国殡仪馆瞻仰鲁迅的遗容。葬礼上，在哀乐声中，一面由上海民众献上的白底黑字的长方形旗--"民族魂"，由宋庆龄、沈钧儒等轻轻的覆盖在楠木灵柩上。 
  蒙文通指导研究生，上来先是两句话。第一句引陆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条："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殷海光说梁启超，虽然他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卢作孚生活非常简朴，常年穿一套中山装，人长得很瘦小。为了节省梳头的时间，他剃光头。张岳军先生（即张群）有一次跟他开玩笑："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蒋介石曾想拉拢王造时，以为己用，通过王的江西同乡、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及中央政治大学教授、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面邀请，王造时深知"无非是以高官厚禄为饵，要我为他所用。"因此婉言谢绝，既不上庐山，也不去南京。蒋不甘心，又派刘健群到上海，软硬兼施企图逼王造时就范。于是就有了这番对话，刘威胁说："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回敬他："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1948年，梁思成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不久， 
  国民党政府开始筹划把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朋友们劝他：“北平保不住了，共产党来了。看来台湾也不保险，还是把全家接到美国去吧。”他拒绝了，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也要盖房子。我还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1951年7月，中共三十年建党大庆，大家都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庆祝的文章。因为张东荪自中共建国后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叶笃义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张拒绝了，他说，他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 
  马寅初的倔强是出了名的。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序言中说："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真正的作家或艺术家，应是通过其作品，有助于世人走向尧舜或回到童年的人。" 
  段锡朋父女游明孝陵，天蓝云白，段锡朋却让女儿看树下泥筑的土屋和半死的老牛。"看着他们穿什么，住什么，"段说，"大多数人就这么活着的。这是我们这辈的过错，也就是你们的责任了。" 
  1957年，徐铸成被打成右派，《文汇报》社长办公室秘书梅焕藻说了一句话："徐铸成成为右派，我思想有些不通。"他因此遭受大规模的围攻，要他交代。他步出会场即跳楼自杀了。 
  萧乾自称“不带地图的旅人”。最喜欢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拼命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   
  二十五、为政(1)   
  丁文江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治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