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

 
  在罗仪凤的安排下，由章诒和和章立凡联络，章伯钧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 
  客厅得以见面。这是他们"文革"中的惟一一次见面，也是他们一生的最后会晤。章伯钧一身老旧的中式丝绵衣裤。李健生说："去见康老和乃器，还不换件衣服。"章伯钧说："越旧越好，走在街头好让别人认不出我来。"章乃器穿的却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章诒和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利用与邹韬奋在南洋公学同窗多年的关系设宴相请，软硬兼施逼他参加 
  国民党，以洗刷其"通共"嫌疑。邹韬奋马上质问：以你的职业，看我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徐恩曾回答说：已经监视你几年，未发现是共产党的证据，不过在当今，"不参加国民党就会是共产党"。邹韬奋气愤之余只说了一句话："我就是这样，看你怎么办！" 
  1942年6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批判王实味大会，萧军也参加了。会场比较混乱，王实味每说一句，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军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他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大会不欢而散。萧军走在回家的路上气愤地说：“这他妈的开的什么会，简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个最高学府！” 
  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同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同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 
  朱光潜本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很向往的，他认为既然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我敢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批林批孔运动一起，吴宓便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1978年，吴宓被遣返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加上腿又伤残，步履维艰，不胜痛楚，竟致卧床不起，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早在“大跃进”前讨论长江三峡应否筑坝修库的国务院会议上，与会者众口一词，主张立即上马开工，唯独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一人唱反调。 
  周恩来即说：“有一人说困难，这很好。”此案即被搁置。 
  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当年正上中专的袁隆平说了句“八字宪法”少了一个“时”字，搞农业不能违背农时。结果被定性为反对毛主席，被斗得死去活来。 
  1966年8月27日，千家驹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被工商局派车接回机关。家人知道自杀事件后，妻子流着泪说："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高文彬，81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1952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1980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 
  1974年10月23日，彭德怀知道自己不行了，又一次对侄女彭钢谈到骨灰的处理问题，他紧拉着哭成泪人似的彭钢的手，流着眼泪说："我多么想把骨灰同我的两个弟弟埋在一起。但他们都是革命烈士，而我是一个反革命呀！我玷污了他们呀！" 
  柏杨青年壮年多有不幸，他在晚年回忆时说："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受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能够度过这些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这使我充满感恩之情。" 
  徐复观对殷海光说：“无论如何，你所表现出的一种反抗精神，在中国长期专制的历史中是非常宝贵的。仅仅这一点，就可使你不朽。”殷说：“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 
  在20世纪70年代最黑暗的隧道里，在贫病交加的最后岁月，顾准以他无与伦比的坚定、深邃与睿智留下了这样的遗言--“要有笔杆子，要有鲜血作墨水的笔杆子。” 
  李泽厚说：似乎是被偶然扔入这个世界，本无任何意义的感性个体，要努力去取得自己生命的意义，这意义不只是发现自己，而且是去创造，建立只能活一次的独一无二的自己。人作为个体生命是如此之偶然，短促和艰辛，而死却必然而容易。所以人不能是工具，手段，人是目的本身。   
  三十二、婚恋(1)   
  金岳霖的爱是内敛的，《林徽因传》的后记中写到这样一件事。当时作者想请当时已经86高龄的金老给林徽因写一段话，金老思考很久后，缓缓地回答：“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阎锡山说：“共产主义只有圣人才能实行。”蔡元培也说：“必有一芥不苟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 
  林语堂和结发妻子廖美凤婚姻非常和睦，以至于在林语堂的建议下，把婚书烧掉了。林说：“婚书是结婚的证明，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它。” 
  1927年12月1日，蒋宋联姻。结婚典礼分别按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方式举行，前者在宋宅进行，证婚人是中华基督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随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传统婚礼，证婚人是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美、英、法、日本、挪威等十几个国家的领事出席婚礼，宋家的新成员，自此正式得到国际列强的承认，为蒋以后的统治找到了靠山。蒋介石当日在报上发表《我们的今日》："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蒋百里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当众自戕，子弹穿胸而过。他后来在日本女护士佐藤的精心看护下获得重生，便娶佐藤为妻。 
  林徽因与梁思成夫妇向来坦诚相待，一次她十分苦恼地告诉丈夫，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该如何取舍。梁思成闻言，内心颠簸，终夜苦思，次日一早眼圈晕黑，决定把抉择权完全交给妻子。他对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选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将此语说与金教授听，大逻辑学家面对千载难逢良机，选择弃权："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蒋梦麟的挚友高仁山被张作霖捕杀，蒋负起照顾其遗孀陶曾谷的责任。后来蒋的妻子病逝后，蒋便娶陶曾谷为妻。婚礼上，蒋答谢宾客时表示：“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君，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是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高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