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

当然，利用直觉是年轻学子不好把握的，但不要因此就“自废武功”。
  所以，史学是大学问，不要看不起史学，也不要看不起自己。
  至于“理论”，有一些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可能是“理论”领先的，我们“人文学科”则不见得。李零曾说：“理论只是敲门砖”，就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历史学并不是为了追寻什么“理论”的（更不能说我们是为他们服务的）。
  如果说我们史学也有我们的理论，那就是一些“实打实”的解释，如人口理论、地区理论、佃农理论，等等；跟社会科学那种“先导性”的理论不同。[5]
  因此，不要怕有人“反对”，也不要怕有“对立观点”。过去有学生说高老师是走在“刀锋”上；不错，治史要有“胆识”；而且，这世界是“相生相克”的，要没人反对，那可就奇怪了！（参见我的博客“不能仅靠考据而须依赖直觉”、“怎样识别文本的真正含义”、“什么是直觉”、“关于考据学批判”）
  * * *
  [1] 我曾给筹备政治史会议的同仁写信说：会议通告已阅，建议增加“政府政策”、“经世学派”诸内容，以宽大之；而来自其他同仁的批评，也对我把“经济政策”归于“政治史”的范畴，表示不解。
  [2] 在《乐善堂全集》里，皇上特别不直汉武帝之所为，其《汉武帝论》：“内侈宫室，外伐四夷”，“好兵黩武，与秦皇无异”，可见他的思想倾向；与准噶尔交战的历史，也不能不让他三思。而所谓“盛世”，更是康熙（后期）、雍正以来即流传的说法，所谓“康乾盛世”也非始自乾隆。
  [3] 批评者或举高斌的例子，说并不是所有“满洲贵族”都持相同的意见。其实，历史研究并不属于“科学”，而任何事务都可能存在“例外”；至于高斌，虽隶旗籍（后因女儿封为皇贵妃，赐高氏为高佳氏，复被抬入镶黄旗），原先却是汉人。
  [4] 据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十七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均没有明确的“领土”和“边界”概念。从那时起到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掀起划定边界、向近代国家迈进的热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国相继绘制了地图。“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翁文灏），成为最早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李孝聪）。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巴多明（法）曾进言康熙皇帝测绘中国全图，帝纳其言，乃于1708年命具有学技能识之欧洲传教师任其事；凡从事测绘中国全图之传教师，要以雷孝思（法）历地最广，任务最勤；始而周历塞外平原，其后足迹远至南疆，往来于云南野人山中；开始测绘长城一带地图，1709年事毕还京；帝甚嘉许，欲于全国各省悉加测绘；1710年偕杜德美（法）、费隐（奥）测绘东三省、直隶、黑龙江外地图；1711年测绘山东地图；杜德美、费隐等测绘长城以外喀尔喀一带地图，西抵哈密，1712还京；其他传教师测绘了山西、陕西、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诸省及台湾、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地图，至1717年初还京，遂集各分图为一总图，杜德美主持其事，1718年图成进呈；据雷慕沙《亚洲新杂纂》云：“此种广大测地事业前此在欧洲从未有人尝试，而能在八年之间告成”
  [5] 严耕望《治史三书》：史学研究是要运用归纳法求得新结论。演绎法只可用作辅助方法，不能滥用为基本方法。运用理论模式有时诚然可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因为它是西方史学的新动向。传统治史方法是要空荡荡的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个架子，自成一格体系。
  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
  有书评说，美国学者罗威廉（W·T·Rowe）所作《救世》中第一句话，辟头便指出了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中的枢纽位置，以及它与十九世纪经世学者的密切关联。[1]这是不错的，对我们重新认识“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也不无帮助。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联系就不仅在十八与十九世纪，更重要的，是在十八与二十世纪之间。
  这样说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我的学术兴趣始终徘徊于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并主张“在当代经验与历史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2]1980年代，美国学术界由魏斐德（F·E·Wakeman）提议，从十六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都属于“近代史”的范围；黄仁宇（R·Huang）提出从明末一直贯穿至今天，“五百年为一元论”；笔者恰也有近三百年为“一个历史”的提法，[3]认为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这三百年间，许多问题仍是“同一的”，努力是“一致的”，它也许只是“一个历史”。这说法不免“惊世骇俗”，也成为拙作出版时编辑删削的唯一文字。[4]其后，个人研究更大幅度地转向了二十世纪，……也许，它终使我不能不面对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正面关联，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了。
  当然，我们的认识仍须建立在对历史材料的了解之上，而暂把时下流行的各种“现代化理论”放在一边，或认为它们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亦无不可。[5]理论原产生于事实之上，对史事的新发掘新认识，也许会使我们得出新的理论。
  一、先从人口说起
  研究十八世纪，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一问题：为何要以人口开局？
  问题也许可以这样回答：首先，就是人口问题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次，应该看到，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全世界的人口出现了一个与前大不相同的持续增长，直到今天，成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共时现象”。
  在历史中，法国学者布罗代尔（F·Braudel）写道，“一切都同人口数字及其波动相关联”。在西方，人口在1100—1350年间有过一段长时间的增长，之后发生了急促的“退潮”；1450—1650年间重新增长，随后“减速”；最后一次从1750年开始，从此不再“倒退”。同一时期中国和印度人口增减的节奏，与之大致相同，“似乎整个人类都服从同一宇宙命运，与（人口）这个首要因素相比，人类历史的其余因素统统只能退居次要地位”。[6]
  我们也可以补充说，明清以来，中国人口的增长与西方仍有一定的差异，即每个阶段都比西方大约“早”了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粗略地说，明代人口增加始于1400年（人口约8000万左右），结束于1600年（约有人口15000万）；清代则始于1700年或更早（约有人口10000万）。[7]换句话说，中国自十八世纪之初（甚至更早，而不是1750年以后），即已遇到了人口增长这一“现代现象”。
  从1700年到1800年，中国人口增加到30000万左右（约为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1850年，官方统计达到43000万，[8]是即所谓中国“前现代”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长。其后略有起伏，到二十世纪中叶，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更大的人口增长，这一次“现代”人口增长，使中国人口达到了10亿以上。其实，它们并不是两次（所谓“前现代”和“现代”的），而只是一次，或曰一个人口增长。
  所谓“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第一件事，就表现在人口的增加上。
  对此，十八世纪的欧洲学者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说：在中国，随着财富的（成倍）增长，自然导致了人口增加。康熙皇帝的继承人制订了一些很有利的规章以激发农耕者的竞争。它在西方国家也应引起重视。[9]
  在十八世纪以来的世界“现代史”上，是人口增加推动了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发展促进了人口增加？或是二者互为因果？……其中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迄今为止，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把这次人口增长视为“工业革命”的“果”，如果我们视其为“因”（哪怕只是部分或几分之一的），便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换一角度，我们如若把它当做一个“现代现象”，那么，引起下文所示的一系列“现代反应”，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二、政府职权加强，又一个共时现象
  世界历史上的“共时现象”，曾经引起历史学家很大的兴趣。但可能争论最大，对我们来说也最有意义的，就是十八世纪这次了。[10]
  十八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共时”的，在人口增长之外，还有政府权力的加强。
  在西方，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政府的权力明显地加强了，这已是不争的史实。但在中国，相比之下，这段历史却不太为人注意。
  在一般的清史著述中，十八世纪政治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央集权的加强”、“赋役改革”、“整肃吏治”，以及“反贪污”这几件事了。这种状况自萧一山《清代通史》以来，几十年来几乎就没有多大改变。这与史实相去甚远。
  现有研究表明，清代在圣祖发现人口问题之后，经过康熙（后期）、雍正、乾隆三朝，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即公元1700—1750年代），围绕这一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对策，从而构成了政府政策上一个极具连续性的、空前活跃的和充满生气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