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

  康熙以来的有关想法，表现出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的增长；其后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并没有逸出这个主流之外）。据说，以（发展）经济为主导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是兴起于十九世纪的西方。[11]这样看来，我们怎能说清代的人口思想就是一个“传统”的产物，而不符合“现代”的标准？
  中国本具有前现代国家罕与伦比的政府与官僚组织，又值国力鼎盛时期，全力在各省推行劝农政策的结果，直接带动了政府权力的扩张。这是一段为中外学者“忽略”了的历史，但它却是中国史中一次重要的“脉动”，并与二十世纪（而不仅仅是十九世纪）的“大政府”现象直接有关。
  扩大地方官员职责，必然要增加他们的行政负担，而一州一县地方广阔，事务繁多，非州县知事一人所能身任。但中国自秦、汉形成一统天下的中央集权以来，二千年间，作为基层政府的州县数目只有很少量的增加，官员数量也无大的改变，可是全国人口已增加了若干倍，这就使地方政府不胜负担。针对这种现象，清代雍正、乾隆以来，屡次有人建议增设职官数额，设官专司农事（如设巡农御史）等。可惜的是，有清一代只是有限地增设了职官和增加了官员人数，而主要依靠州县本身职权的加强来满足其行政需要。中国政府官员的大量增加，是在清亡以后的二十世纪，但应看到，十八世纪这一要求已经产生，改变的根苗已经种下。
  在保证县级以上有效控制的另外一面，是在州县以下的基层，政府既缺组织，又乏人手，势难顾及全面。从某种角度看，近于一种无组织状态，资源分散，人员难以动员，有如“一盘散沙”。为推行政府有关政策，有人建议选用老农，或利用村长、乡长及乡约等，分任职守，或给以钱粮，成为专职、半专职人员。这就提起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层”、“中层”、“下层”结构的“三层重建”问题。按照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的观点，这一类的努力还包括绘制地图、统计人口、统一度量衡标准，等等。
  在所有这些方面，十八世纪的努力，可以说都是二十世纪的先声。
  当然，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我们并不是说十八世纪就等同于二十世纪。在十八世纪，政府无论是对自身角色还是行动目标，似乎都还有一点“半心半意”和“犹疑不决”，而远非二十世纪可比。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才经历了一段由政府全面取代社会组织，一切亲自经理，而后又全盘反思，重新定位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至今还在进行之中），——在这一点上十八世纪也不是没有先例的（详见后文“福利国家”一节），——从中我们也可看到其历史的正面接续（而不必把过去说得一无是处或与今天渺不相关）。
  三、创新政治理念
  政府职权的扩大不仅仅牵涉到增设官员、组建基层等组织技术手段，而势必及于基本的政治理论暨意识形态问题。如利用保甲村长，以所管农户生产情况“造册存县”，年终核查；再如通过乡约、值月人等，使一州一县之民，“情联势合，如父子兄弟之相为扶掖”，在在涉及新的政治理念。到乾隆初政，距清初的武力征伐已近百年，高宗即谕督抚“实心爱民”：
  “为治之道……其本总归于爱民而已。”[12]
  复谕：
  “……民为邦本，固当爱之，爱之则必思所以养之，养之必先求所以足之。朕欲爱、养、足民，……”[13]
  既要“爱民”、“养民”、“足民”，所负责任自然就很宽泛，不仅关心命盗、钱粮，还要“尽心”于生产以至分配各各方面（如赈借平粜等）。为此有司当“以民事为身事，恫瘝一体”；[14]并不时巡历乡村，以使“上下之情，通达无阻，而休戚相关”。[15]谕：
  “身膺民社，即为其父母、师保。官之视民如子弟，则民之视官如父兄，官民同其休戚，而情意相接，……”[16]
  “（当）视百姓为一体，视民事如家事，……察其饥寒，恤其困苦，治其田里，安其室家，以父母斯民之诚心，行父母斯民之实政。”[17]
  这些或可称为一种“天下一家”的思想。其理想大约是，天下合为一家一事（官民一体，视为家事），由政府担当领导和统筹统配的角色（为民父母师保），负起所有生养教化以至经济事务的责任（父母斯民，课督农桑乃第一要务）。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才有了各项政府职权的扩大和行政措施的改进。当然，清代十八世纪的努力，与基层组织的重新建构相去尚远，也并未由政府出面改变或代替民间自营，但在大约近千年以来的历史中，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次举动，它在政府职责的扩大和权力的强化方面，都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在十八世纪，清政府还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取消了已有上千年历史的“人头税”，而代之以“财产税”（土地税）。同时还取消了“力役”，而代之以“雇役”（即支付劳务费）。同时，改变身份制度，取消“贱民”名义，[18]提高“雇工人”的身份地位，等等。从上述种种作为（特别是世宗皇帝的作为，包括取消有功名者特权）来看，似乎是欲使社会“平民化”。这，也许就是要造就斯科特所说的“无印记非特殊公民”，达致所谓统一和一致的公民身份吧。[19]这些，在其他一些国家属于现代变革的事情，大都是在清代十八世纪出现的。
  魁奈曾说，一个民族的繁荣全依靠财富，中国繁荣，人口增加，正是由于国家真正重视农业。孟德斯鸠也不认为中国是“专制”的。据说，当时西方人非特盛称康雍乾乃有德之君，而且特别赞赏中国政府机构合于自然法程，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直可说是抛向西方弊政的炸弹。[20]
  当二十世纪之时，政治理念不断翻新，可以说都是为了解决类似的意识形态问题，直到今天。如果说我们主张从较长的时间阶段来观察历史，那么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有关变革之间，就不仅止有一种“相通”的关系。
  通过如上的观察，我们对于十八世纪的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自然会产生一些新的感受。虽然这些已属于历史的陈迹，并一直为后人所忽视和误解，有如“失落”的传统，但它却没有“泯灭”；而且，正是在二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才重新发掘出这些史实，识别它的含义和藉以重建古今的关联。
  四、劝农中的官府行为
  推广新的适宜产品暨优势生产项目，是十八世纪政府劝农策的要点。也可以说，各地劝农无不以此为其能事。其间常被引用的，即雍正二年二月和乾隆七年六月两道谕旨，其一劝民种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资用”）、孳养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彘”）：
  “总之小民至愚，经营衣食，非不迫切，而于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略。所赖亲民之官，委曲周详，多方劝导，庶使踊跃争先，人力无遗，而地力始尽。”[21]
  其一则强调“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凡资生养赡之源，不可不为亟讲”，尤应于“农事”之外，“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全面发展农业。[22]
  名臣陈宏谋于每到之处，亦咨询地方情况，推行适宜物产：
  “米麦豆之外，地方出产何物以资民用，小民三时耕凿而外作何营生；……栽种棉花否，能织布否；曾试种桑养蚕否，能织绸纱否；畜牧之利若何？”[23]
  特别重视九谷以外各项生产：
  “三农九谷之外，均有足以佐日用之需，为生财之计者，……勤于一种，必收一种之利，小之可以充口腹、佐日用，大之可以通商贩、致富饶。”[24]
  根据笔者的个人经历及所见所闻，这与二十世纪（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政府行为，不能不说极为相似。
  政府的这一类行为在后世却遭致了严厉的批判。有谓其所谋不臧者，有谓所产之物无人问津（或根不上市场变化）者，有谓“劝农”反致“伤农”者。[25]
  为什么一定需要官府劝农？农民难道自己不会种地？政府在这里又能起到什么难以替代的作用？——在课堂上也常遇到同学（特别是外国留学生）这样提问，——对此不能不予以正面回答。
  “开先须人”，清代地方官员大多出身田间，又多来自东部多种经营比较繁荣的地区，对农业生产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不难引入新的生产项目，这是官员劝农所能起到的第一层作用。长期实行的回避本籍的流官制度，以及官员任职期较短，又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一种地方官员的经常性的流动状况（如陈宏谋外任30余年历12省达21次），无虑增加了生产知识的交流机会。移民对新作物推广也有重要的作用，但其流动多有一定方向，不像流官通达四方，且挟有官府势力，推广较易。
  提供初步信息之后，引进基本原料及生产方法，是官府劝农可以起到的第二层作用。这些事情，难道不可以由某些社会中层组织来出面承担，有如现代人们所习见的农种站、销售公司和种种服务组织？事实是，在清代中国，政府与千百万的个体小农之间，类似的中层组织俨然一无存在，对于一件新事物的推广，可能就显得效率较低、传布较慢，难以突破家族或小地域范围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