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陈寅恪传

第55章


据信,才情横溢的郭沫若以一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从一开始就为两人的会面营造了一个甚为轻松和欢愉的氛围。所谓壬水庚金是从二人生年的不同上作的文章,郭沫若小陈寅恪两岁,生1892年,旧历壬辰年,属龙,与五行相对壬为水,而陈寅恪出生的1890年,旧历为庚寅年,属虎,庚为金,郭沫若巧妙地将两人的生年和属相化在了对联里,一句马牛风更是在试图向寅恪解释某些被世人错解和误认了的东西。后来两人又谈到了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谈到了陈寅恪正倾力其中的“钱柳姻缘”。不知不觉间,学问的吸引力消磨了二者间阵营的距离感,或者是故事本身或者是陈寅恪以残病之身坚持治学的刚毅与不悔,多年来奔波于政学之间的郭沫若,那一刻深为感动,而后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钱柳”的资料,准备回京后影印寄中大。谈话的尾声,郭沫若真诚地询问还有何需要和要求,陈寅恪提了两点:一是建议郭沫若组织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华》;二是希望郭沫若能够帮忙解决一下稿纸的问题。整理《文化英华》的事姑且不论,稿纸的问题在当时的郭沫若自然是不成问题,出了陈宅,他就交待好友冯乃超着手为陈寅恪解决稿纸的问题。在当时各种供应都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后者专门安排中大印刷厂为陈寅恪印制了一批特别格式的稿纸。时值三年困难时期,缺少稿纸自然是实情。有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陈寅恪的学问再大,写不到纸上公诸于众对于师友和后学来说那也是白搭。所以说稿纸问题的解决对当时的陈寅恪应该也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帮助。 
  吴宓走后的好几周,陈寅恪夫妇一直都沉浸在和老友久别重逢的喜悦里。三周以后的9月27日,陈寅恪又请唐筼给吴宓寄去了一封诗函,内有答朱师辙绝句五首,另有一首《辛丑中秋》七律,后者为唐筼用毛笔书写,前者为钢笔。一周后的10月4日,吴宓收到诗函,并把它认真地写进了日记。此时的他大约不会猜到包括陈寅恪在内的广东知识分子就在深秋时节又迎来了一个温暖异常的“春天”,许多长期带着资产阶级帽子,被大字报贴来贴去的知识分子被感动得老泪纵横,痛哭流涕。 
  这就是所谓的“脱帽加冕”。 
  事情就发生在陈寅恪寄信给吴宓的第二天。 
  这一天,陶铸又一次把广东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拉到了从化温泉,应邀者包括广东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广东省各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当然,陈寅恪也在被邀之列,但他没有去参加。 
  座谈会上陶铸动情而有力地向与会者说,“今后不能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这样的讲话,就基本上否定了1958年以来高校里进行的种种政治运动。 
  以此为起始,在三个月的时间内陶铸先后召开了五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传达同一精神。从化传出的滚烫的暖意迅速的在广东弥漫开来。后来陶铸的做法得到了 
  周恩来、陈毅的肯定,二者都在全国性的会议上强调过要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帽子。最让人激动的一幕出现在10月上旬,陶铸代表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指示: 
  1.确定一个两千人的名单,包括高校副教授及相当于副教授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疗卫生人员、作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雕刻家、演员、国家级裁判、专业运动员及名匠巧手等,从六一年十一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食油一斤,每户补助粮食十斤(后省委指示再增加食油一斤)。 
  2.在上述名单基础上,再选出百把两百人名单,对这些人实行保健制度,其诊病、用药、住院与厅局级干部同等待遇。对于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学者,他们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 
  3.在第二项名单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休假期间居住风景区招待所,按四分之一收费。 
  4.由明年开始,每年分给一定数量的外汇归文教领导小组掌握,以便解决学术界必须进口的治病用药和研究资料等问题。 
  5.明年一月恢复出版一个学术刊物,作为学术界开展争鸣的园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些本省学者的学术著作,以便更好地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经历过或听说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们,大概谁都会知道一月十斤粮食、两斤油的补助意味着什么,何况部分人还可以享受到厅局级的保健制度,风景区修养旅游2.5折的优惠,即使在经济建设高度发达的今天,就后两项而言似乎也是高校知识分子想都想不到的事。陈寅恪的大名赫然出现在红头文件里,又一次向我们显示了这个名字的份量。 
  10月16日,中大的一位老校工梁彬与学校总务处一位秘书将三十斤面粉、十斤面条、四斤花生油、四斤水果和两斤白糖送到了陈寅恪家中。几天前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向省委汇报了陶铸照顾陈寅恪等人的指示,之后就很快在中大落实为了如上的物事。陈寅恪自然非常高兴。梁彬还告诉他从15日起政府为他每日供应鲜奶三支。就这样在新中国第十二个国庆节刚过去半月的时候,前几年还被人糊过大字报的陈寅恪,在金色的10月,在迷人的深秋时节,开始了一段相当幸福的新生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先贤早有的古训。所谓幸福,很多的时候其实都非常朴素,甚至朴素得直接就等于吃食。这在学者也不例外,虽然太史公有“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自勉之言,但说起来,学术创作,特别是现代学术创作,似乎而且最好还是在一种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中更能见成效一些。 
  幸福中,冬天在羊城转瞬即逝。眨眼已是除夕,和往年一样,陈寅恪作诗一首以志纪念: 
  辛丑除夕立春,壬寅元旦日食。又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东南亚诸国受天竺天文星历之影响者,其人民皆群集祈祷,以为世界末日将至。与吾国以此天象为尧舜盛世之祥瑞者,大异其解。古今中外所见互殊,斯其一例矣。寅恪生于光绪庚寅,推命家最忌本运年。今寄寓羊城,羊城之得名,由于尧时仙人五羊之传说,故诗语戏及之也。 
  元旦惊闻警日躔,迎春除夕更茫然。 
  裁红量碧今何世,合璧联珠别有天。 
  虎岁倘能逃佛劫,羊城犹自梦尧年。 
  病魔穷鬼相依惯,一笑无须设饯筵。 
  “病魔穷鬼相依惯,一笑无须设饯筵”的话显示,陈寅恪心境相当的乐观,这应该和他最近生活的惬意有一定关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虎岁倘能逃佛劫,羊城犹自梦尧年”一句,他告诉我们尽管心情不错,陈寅恪还是对行将到来的本命年隐隐地有一些担心。本命年的说法为中国人尊信由来已久,在这一点上陈寅恪亦未能免俗。不幸的在于,这种未能免俗的担忧后来竟变成了不幸被谱中的事实。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让晚年陈寅恪倍觉寂寞和凄凉的事。 
  一件发生在春天,有两位特殊人物来访,先是胡乔木、即而是康生。胡早年的时候肄业 
  清华大学历史系,在陶铸的陪同下,他以学生见老师的心理来到了东南区一号的陈宅。当陈寅恪从陶铸的介绍中听说了几年来全国经济极端困难的事情后,一直困于书斋的他显示出莫大的震惊,而后问:“为何出现了那么多的失误?为何弄到经济如此困难?”国家毕竟还是自己的国家,听闻了陶铸介绍的陈寅恪对家国的困境表现出强烈的关切。胡乔木解释说这就像客厅的布置,将沙发抬椅搬来搬去,是想为他们找到更好的位置,而这也就免不了会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陈寅恪向胡乔木提到了自己的著作迟迟不能出版的问题,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以“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作答。后来他为老师著作的出版确实费了不少心思,大约一年后,《论再生缘》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确定由郭沫若写序,还专门找了位懂旧诗词的黄秋耘当编辑。然而,事实告诉我们人民文学版的《论再生缘》在那个年代终究没有面世。这不能不提到同样是1962年春天来访的另一位——康生。2月的一天,康生来到中大提出想见见陈寅恪,可是不巧,那天的陈寅恪正在养病,便很礼貌地拒绝了中大校长办公室的电话。陈寅恪大约不会想到挂断在电话上被婉拒的访问,其实已经悄悄地给他挂出了本命年的第一个“佛劫”。 
  康生觉得很没面子。 
  后来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论再生缘》而且规划顺利推进的时候,“一个表面上看与这件事毫无联系的人插手了”,那就是康生。在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会议上,他强调《论再生缘》有的地方写到了“征东”,陈寅恪对《再生缘》的称赞会影响中朝关系,还有就是内中有几首陈寅恪的旧体诗情调很不健康,这是其不满现实、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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