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大部分白人视希望废除征兵的白人青年为懦夫和叛徒，而反对派则认为征兵无异于参与保卫他们所憎恶的制度。有人提醒我们要警惕以偏概全，情况比乍看起来复杂得多，需要进行慎重和细致的分析。
机构听证揭示出，在这个国家里，大部分人被有系统地、蓄意地排斥在政治决策进程之外。这继而意味着他们被排斥在任何权力和有影响的领域之外，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无所不包。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一个非白人担任要职，保证了他们的声音能被听到，他们的观点受到重视。大部分白人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这也不足为奇。他们的价值观被认为是四海皆准的，所有人都应该符合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否则就是下贱的异类、怪胎和被驱逐的对象。大部分白人对此不假思索就接受了，而这些观点又得到有效保护白人利益的现状的鼎力支持。
许多机构在种族隔离制下的运作方式，在媒体听证会上可见一斑。白人掌握报纸的所有权。新闻从白人的角度报道。即使自认为是自由派并可称为反种族隔离的报纸，也长期认为形容一场事故中“一人和四个土民”受伤，无可厚非。白人记者和编辑似乎从来没想到，这恰好揭示了其内心的态度。尽管没有明言，但潜意识里，他们认为黑人不像白人一样也是人。可能有人对此说法大为光火，但听者所得之意的确如此。
整个国家其他事情的规范，也证明种族主义深深侵入了南非人的生活秩序。因而，这些同样的报纸一贯使用政府偏爱的说法，将被黑人称为“自由战士”的人说成“恐怖分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本来可以使用较为中性的词汇，如“造反派”或“游击分子”。南非政府懂得必须以恐怖主义置解放斗争于不义，因为他们知道这会引起白人及国际社会中许多人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式的反应。
号称反种族隔离的报社，在其新闻采编室里却实行着这一制度—诸如饭厅、厕所之类的公共场所均按种族进行隔离。黑人员工无论是进修机会还是工资，总是非常背运。报社亦不反对进行自我新闻检查，以免触怒政府，并美其名曰规避法律控制。当种族隔离政府关闭黑人报纸《世界报》（The World）后，属于同一家报业公司的白人报纸进行了不冷不热的抗议，还旁敲侧击说《世界报》是在玩火，结果烧了自己。白人记者的报道往往比黑人的更受青睐，即使后者的第一手经验更多也无济于事。黑人记者报道安全部队对黑人的残暴行为时，其稿件一般都以有诽谤之嫌被修改得语气较为缓和。我们现在当然知道，黑人记者是如实报道的。编辑也会气愤地抗议，说自己不是种族主义分子。不，他们要的是“客观描述”。他们并不在意从谁的角度定义“客观”二字，因为他们的标准被认为是普遍标准。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会令他们大惊失色，但事实上，如果黑人一词和他们对自己人的认识及其“正当标准”相冲突时，他们便拒绝接受。黑人中无人能够旗鼓相当地与其抗争。这些报社甚至出版了城镇版，似乎要显示他们承认对什么有新闻价值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认识。许多黑人对此态度颇为矛盾，因为城镇版的存在似乎正是遵循了政府各种族各自发展的旨意。
政府威胁要严办那些“没有纪律”、惹是生非、鼓动黑人的报纸。这一招的确奏效。那些报纸的业主们乖乖就范，做了政府的帮凶，甚至关闭了一家勇敢地拥护被压迫者斗争的报社。这家报社就是拥有一些出色编辑的《兰德每日邮报》（Rand Daily Mail）。它一直是政府身上的芒刺，在同业的压力之下，只好关闭。政府懂得既相对自由又顺从听话的报业的价值。这可以起到很好的对外宣传作用：“南非没那么坏吧？至少其新闻业是自由的，有批评精神的。”阿非利卡新闻界则大言不惭地颂扬和支持种族隔离政府。阿非利卡报社对此毫不讳言。他们坚定地站在国民党和政府一边，大部分是党的喉舌。
电子媒体情况亦然。南非广播公司掌握在阿非利卡兄弟会这一秘密社团手中。该会成立于1918年，旨在促进阿非利卡人的利益。其触角无所不在，深入到教会、学校、商业、文化界、大学、专业人士、国防军、体育和媒体之中，当然还包括政府的政策。它的政策成了政府的政策。如果不是这个强大无比、无所不在的秘密社团的成员，要想在阿非利卡人世界中的任何一个领域出人头地，机会等于零。违背其戒律和决定，就休想取得成功。
于是，南非有了一致的最高德行：不要与制度作对。最高德行的基础，就是对兄弟会言听计从。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人们没能培养出提出尖锐问题的能力的原因。对大部分人来说，只要某个权威人士发话了，事情就有了定论。就算并非不可能，至少他们觉得很难区分什么是权威、什么是专断。最后连最为奇怪的事情也可以接受，因为他们已经培养起从众的本能。由于日元的巨大能量，来访的日本商人被尊为“荣誉白人”。在南非出生的华裔是“非欧洲人”，而出生在中国的中国人却自然而然地被归入欧洲人之列！好在这一切并未产生重大影响，否则真是荒唐至极。有些人甚至因为被错误地划归到其他种族而自杀，因为种族归类关乎所有的自身价值和特权。它决定了你可以住在哪里、可以和谁结婚、孩子可以上什么学校、你可以做什么工作，甚至死后可以葬在哪里。
南非广播公司的主席一度是兄弟会的头目，而阿非利卡人大权在握，甚至监督为非白人提供各项服务的咨询委员会都由清一色的白人组成。我们得知，广播公司雇用的黑人，无论培训或使用的设备，都要次人一等，工作时间也安排得别别扭扭。他们被禁止目视白人妇女，违规就要受罚。不可思议的是，员工纪律条例中规定，员工可以在解雇和受鞭刑之间作出选择。在我们的媒体听证会上，人们才第一次得知这惊人的内幕。黑人员工成了这种野蛮政策的受害者。
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完全因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盛行。如果总统不喜欢电视新闻中的某个词，就可以中断新闻，必须立即修改。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这就是过去的南非，政府掌管一切，没人敢提出质疑。身为国家总统的博塔是个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的人。他脾气暴躁，据说七尺的汉子、他的内阁大臣竟让他尖酸刻薄地训斥得哭起来。没人敢惹他，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在听证过程中，宗教界比其他机构都更诚实地坦白自己的错误和与种族隔离现状合作的事实。他们承认，他们的确公开和尖锐地批评种族隔离，但在机构的运行中却实施着种族隔离。有些机构分裂成种族集团。弗兰克·契卡尼博士就曾被同一教派—使徒信心会的白人成员所带领的安全警察审讯并拷打过，而那个人结束拷打后竟径直到教堂做礼拜去了。（这个教派的两个阵营在一次感人的弥撒中和解，白人教徒请求黑人教徒宽恕。）在真相与和解进程中，宗教界认为他们在帮助人们抚平创伤、鼓励信徒的和解与补偿方面，肩负着特殊的责任。
白人农场主和从事商业性农业的人不仅是最初占领土地之行为的受益者，而且得益于臭名昭著的1913年《土地法》，获得了大片土地。他们以极为优惠的条件，首先从国家，后来从土地银行得到补贴和贷款。他们有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因为通行证法禁止黑人在粮食生产上与备受宠幸的白人农场主竞争。实际上，黑人曾一度成长为成功的农民，对白人造成了现实的威胁。政府把黑人赶离土地，让他们去做矿工。有人建议，教会应该仔细审查其土地的获取方式，如果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得了土地，就应该物归原主。人们也敦促教会研究如何缓解无地农民对土地的渴求。
医疗部门也是按种族分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南非没有培养过一个黑人医生。1990年以前，医学院对黑人学生存在严重的歧视。他们常常单独上课，几乎被禁止在白人身上做解剖实验，而且几乎从未在妇科和产科做过临床诊断。得到同样的资历后，他们却挣不到和白人同事一样的工资。但医疗界最可憎的表现体现在其与安全警察的合作中。一些地区的医生完全违背医德。在检查被拘留者时，他们根本不遵守医生和病人的保密原则。他们总是在有警察或狱官在场的情况下检查病人。他们屈从于警方的压力，在未经病人许可的情况下，就将检查报告交给警方，根本置病人的利益于不顾。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当然是前面讲到的史蒂夫·比科一案，医生们将病人的死活交给了警察。有些医生教警察如何不留痕迹地进行拷打，告诉他们犯人还能承受多久。另一些医生则拒绝给受伤的激进分子治疗，理由是警察需要从他们身上得到更多的消息，或者他们不能帮助恐怖分子。
法律界也好不到哪里。直到1990年，一些地区的律师协会仍拒绝黑人加入，使黑人律师难以从业。种族隔离时期的一条法律禁止黑人在白人区设立事务所。现任大法官伊斯梅尔·马霍麦德曾不得不钻到白人同事事务所的厕所里吃午饭，而白人则在专用的白人餐厅用餐。他要工作时，必须搞清哪位白人同事出庭，以便暂时借用其办公室。种族隔离制将他划为印度裔人，因此他不得在过去最高法院的上诉庭所在地布隆方丹过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