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于是，当他在南非最高法庭辩护时，不得不在开庭期间日行400英里，往返于约翰内斯堡和布隆方丹之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作为大法官，他的官邸就在布隆方丹！）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负责审理的时间段里，几乎所有法官都是白人男性，无论承认与否，他们都为自己的职责打上了白人的烙印。
不幸的是，南非的法官高高在上，几乎被奉为圣人。他们极少有人能真正进入站在面前的被告的世界，因为那些人是黑人，而种族隔离制下黑人的经历，黑人所遭受的屈辱、剥削和压迫，对他们来说是个未知世界。因此，很少有法官会理解或同情黑人的政治抱负。法庭之外，他们见到的黑人只有家里的仆人，也不可能问这些人黑人究竟有何感受。黑人因政治罪受审时，作为赋予白人特权与霸权的统治阶层一部分的白人法官，几乎无人同情试图推翻他们已习以为常的制度的人。因此，大部分黑人将其视为压迫制度的组成部分。法官和律师不假思索地参与了极为不公的司法体系。大部分的法律甚至不加掩饰，毫无公正可言。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白人混淆了“合法”和“道义上正确”这两个概念。因此，当我和另一些人指出不公正的法律并不一定要遵守时，他们大为恼火。他们对教会和大众民主运动及其所领导的抵制不公正法律运动，非常不满。许多南非白人认为非法等于不道德。如果向他们指出世界上存在着禁止夫妻同床共枕的法律，他们似乎不明白基督徒的义务是要服从上帝的法则，而不是哪个人的法则。上帝的法则告诉我们，上帝结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拆散。（在控制黑人人身自由的法律下，如果妻子到丈夫做合同工的白人城镇找他，并同宿在男性宿舍，就是违法。）
当我们问法官和律师为什么与违背正义的种族隔离制合作时，他们往往说最高权力在议会，给司法部门留下的回旋余地很小。当被问及为什么不辞职，拒绝与不公正的制度合作时，他们说他们害怕政府会任命更不具正义感的人，保住一点正义的机会总比没有好。我认为，议会的最高权力只有在真正的民主国家，议会确实代表人民时，才能实现。南非显然不在此列。能有相对坚持法治的法官在位当然不错，但是如果他们辞职，或许种族隔离的丑恶可以更早更深刻地暴露在世人面前。这样的立场可以加速种族隔离制的灭亡。南非政府利用了司法独立。
有些法官向委员会提供了精彩的陈述，但遗憾的是他们拒绝出面作证，声称这将有损其独立性。这样的托词很难站得住脚。委员会是一个独特的机构，几乎没有重复这一进程的可能，因而也不可能形成先例。法官和其他到委员会作证的人一样，不会被送上被告席，而是要和我们一道探讨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构建怎样的司法系统才能帮助我们创建尊重法治、尊重人权的文化。或许我们没有动用委员会的权力传唤这些法官是个错误，因为他们始终违背事实，坚持自己没有责任。大部分黑人都认为司法界是邪恶制度的同伙。他们使这一制度得到了本不应得的合法性，玷污了整个司法制度。
我们黑人的理解，是黑人在南非的法庭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法官中不乏可敬的例外，他们不仅竭力为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们挤出一点正义的空间，而且完全没有参与制定那些可恶的法律条款。但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拒绝接受一般都是黑人的被拘留者指控遭受酷刑的证词。即使有医学证据支持指控，他们也总是相信警察。一位高级警官向委员会证实了我们认为检察与警察部门之间存在合作的直觉。在调查激进分子神秘死亡案时，情况更是如此，地方法官几乎总是判决无人有罪。他称，在一次质询中，检察官把将向他提出的问题和他应该提供的答案，都事先交给了他。
现在司法界在变革，有更多的女性和黑人被任命为法官。但最近的4个案子，让许多人认为这一系统仍为种族隔离心态所左右。我们的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被破天荒地传去作证，案子涉及他任命一个司法委员会调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为白人控制的足球业时所凭借的依据，结果法庭判他有罪。另一个案子，一个白人杀害了一个黑人婴儿，但仅被判了缓刑。第三个案子，两个白人警官用铁镐抡向人群，造成两人死亡，但法官量刑极轻。第四个案子，一个白人用枪吓唬一个黑人妇女，把她赶出他的地界时，将她枪杀了，但也只被判缓刑。这类事情无法让从来就不相信这一制度的人们对它建立起信心。
至于工商界，大部分黑人都认为所有公司都参与了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与种族隔离统治者沆瀣一气，以赚取最大利润。工商界，特别是矿山，得益于严格限制黑人人身自由、使他们不能在公开市场上自由出售劳动力的通行证法。这些邪恶的法规将班图斯坦（黑人家园）变成了源源不断地供应廉价劳动力的基地。合同工只有在就业期间才被允许进入白人城镇。他们被迫住在单性别宿舍，黑人的家庭生活因而受到极大影响。通行证法及其他法律，使白人的公司得以积聚大量资本，并垄断股票交易。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1]指出，南非的贫富差距令人瞠目结舌，为非洲大陆之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认为这种情况随时可能导致灾难，必须立即消除这一差距。委员会收到的建议，包括征收财产税、一次性公司和个人所得税，或要求在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上市的私营公司将其市值的1%作为捐款，用于黑人的发展。委员会让专家们去决定这些建议的可行性，但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一点，即如果种族隔离受害者的物质生活没有得到切实改善，我们就可以跟和解告别了。没有某种补偿，就不可能有和解。
我们进行的妇女听证会，揭示了女性非凡的毅力和勇气。统计表明，妇女到委员会作证时，讲述的几乎都是他人的经历；而男人作证时，几乎无一例外讲的都是自己的经历。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进行专门的妇女受害者听证会，听取与女性相关的犯罪和违反人权事件。妇女在无人陪伴时似乎比男性受到了更大的伤害，折磨她们的人更容易利用她们的亲人打击她们，比如谎称孩子生病或生命垂危。许多人诉说遭受过性虐待，性别成了侮辱她们的手段。她们或遭奸污，或在月经期间无法洗浴，或遭警察谩骂，说她们之所以参加解放运动，是因为找不到男人，实际上是男战士的免费妓女。
我在受害者听证会上第一次意识到，我们欠女同胞的太多，没有她们就没有我们取得的自由。我要为她们在斗争中发挥的卓越作用，向她们致敬。一天，我的夫人丽雅指着一个汽车保险杠上的贴条喜不自禁，上面写着：“想和男人平起平坐的女人没有野心！”南非妇女的确了不起。
好坏参半
我们委员会确实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美好事物。在伊丽莎白港进行的一次违反人权案专门委员会听证会上，艾维·格琴纳女士讲述了白人女狱官艾琳·克鲁斯对她的照顾：
同一天晚上，我看到灯光亮了，牢房的门开了。我不知道是谁打开了牢房。我根本就没看。她对我说：“艾维，是我。我是克鲁斯中士。我给你拿了点药来。”她晃晃我，让我把药吃下去。我告诉她我连东西都拿不起来，不过我可以试试。我跟她说我会尽一切努力。她说：“没关系，别担心。我会帮你的。”她让我吃下药，然后开始给我按摩。这样下来，我至少可以努力睡下。
几天后，一家地方报纸《东部省导报》（Eastern Province Herald）在头版刊出艾维·格琴纳和艾琳·克鲁斯拥抱的照片，并附有以下报道：
昨天饱受折磨的激进分子艾维·格琴纳和她的救命天使—善良的女狱官重逢。在她经过数小时安全警察的残酷审问后，是这位女狱官握着她的手，为她疗伤。当两个人流着泪悲喜交加地在露台上拥抱在一起的时候，37岁的艾琳说：“我从没想到你会记住我。”59岁的艾维答道：“可我被打之后，是你夜里来到我的牢房帮助我的。这样的人，你能忘吗？”
“那是两个人、两个女人的相逢。”艾维追忆道，“我们是那么心心相印。她给我拿来干净毛巾，嘘寒问暖。关系是那么融洽。”艾琳答道，帮助艾维时她觉得自己不过是在“尽职”。
如果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尽善尽美，其成员无可挑剔，则未免言过其实，而且完全是事与愿违的。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我们都有缺点，和其他人一样，既有才干，也有错误。谁也不能以道德模范的标准来对我们指指点点。只可惜我们不是，这令我们无比沮丧和懊恼。不难看出，委员会如同牧师的鸡蛋[2]，部分是好的。委员会的确有非凡之处，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有些事情我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有些事还可以做得更好。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是在未知的海洋上航行，而且常常需要灵活应对即时出现的情况。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要归功于所有参与这一进程的人们。
在我看来，委员会的最大不足就是未能吸引大部分白人参与真相与和解进程。这当然可能因为我们的过错，但也可以肯定，我们的白人同胞也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与此同时，他们也拒绝全身心地欢迎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