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不倒的李鸿章

他利用“常胜军”内乱，向朝廷参了一本，不仅解除了白齐文的职务，同时追究连带责任，让吴煦、杨昉一起靠边站了。
  赶走了白齐文，参掉了吴煦、杨昉，并不意味着李鸿章就可以顺利接管“常胜军”了。
  华尔和白齐文都是美国人，而英国人对美国人一直掌管“常胜军”非常不满，为了掌管“常胜军”，英国人很早就有意在其中安插自己人。所以，白齐文解职之后，兵权落入英国人手中。
  这当然不是李鸿章希望看到的局面，为收回兵权，李鸿章在撤掉白齐文十几天后，与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进行了一番艰难谈判。经过多次交涉，李鸿章已“舌敝唇焦”之后，双方终于同意“常胜军”由中英各派员会同接管，并签订了《统带常胜军协议》。
  此协议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兵权归属问题上，英国放弃了独揽大权的要求，协议规定管带均应归中国抚台节制调遣，中、英两国都派正规军官会同管带，根据协议，英国派军官戈登出任管带，中国派李恒嵩会同管带。
  第二，兵额问题，李鸿章一方面希望靠它消灭太平军，另一方面又怕它人数过多，既费银太多影响淮军费用又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留下隐患，最后商定以三千为度，若以后兵饷紧张可视情况继续裁减。
  第三，军费后勤方面规定其军饷在海关银号按月支取。
  第四，“常胜军”驻扎在松江城，但不得干预地方事务。
  第五，惩处兵勇须听中国会带官意见。
  李鸿章在上朝廷的《整饬常胜军片》中说，通过这些条款可以“渐收兵柄”，“以后办理稍有头绪”。“常胜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显示出强大战斗力，但又“日益骄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才“筹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关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轻于发难”， “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
  通观李鸿章处理此事的前前后后，利用“常胜军”的战斗力，但又对其加以控制，如此一来，既让自己如虎添翼，又不至于被反噬。这样就让自己处于有利而安全的态势了。
  4.灵活权变，才能绕过官场上的坎儿
  李鸿章不是一个较真的人。
  在晚清那样一个时代大变革的年代，如果较真，很多事情就根本没法进行。这让李鸿章所做的事情看起来不成系统，但让李鸿章绕过很多障碍。
  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国家，皇家礼仪尤其严谨，在这场大变革中，东西方礼仪出现碰撞是必然的。
  其实，早在乾隆时期，东西方就在礼仪方面发生过不愉快。
  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率领七百余人从英国来到中国。马戛尔尼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想实现两个目的：一是希望清政府开放市场，扩大与英国的贸易；二是在中国首都设立常驻外交机构，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这对东西方两个大国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这次交流最终却因一场礼仪之争而破产。
  马戛尔尼要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谕旨曰：“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之词。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也就是要按照“天朝”体制向皇帝双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礼。
  马戛尔尼不干了，提出只有对上帝才双膝下跪，对英王也只行单膝下跪吻手礼，所以坚决不同意向中国皇帝行双膝跪拜礼。由于中方一再坚持，马氏提出或者按“平等对待”原则，如果要他向中国皇帝行双膝跪拜之礼，中国官员也应向英国女王像行此礼，否则他只以向英王所行之仅屈一膝的吻手礼向乾隆行礼。此为中国官员严拒。虽然“天朝”宽大为怀，免去这几个“生番”的跪拜之礼，但对驻使、通商这两项要求，乾隆皇帝则断然拒绝。
  当时大清正值盛世，大多数人对此并不十分在意。无人料到几十年后这一问题重新摆在了面前，不过这次，当年的“生番”已经“鸟枪换炮”，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缔约谈判中，清政府对英法侵略者割地赔款诸条照单全收，但对英法代表提出的向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却严加拒绝。
  1873年2月，同治帝亲政，西方使节再次提出觐见皇帝的要求。对此要求，中方提出如要觐见，必行跪拜之礼，但又为外国驻华使节严拒，于是双方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有关礼仪的激烈争执。
  不少官员坚决表示绝不能允许不行跪拜之礼，但他们又知理由不足，所以提出“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即“中国出使之臣，在外国则行外国之礼”，外国驻华使节“在中国则行中国之礼”。由于外国不行跪礼所以中国“出使之臣”不必向外国国君、元首行跪礼，而外国使节在中国必须向中国皇帝行跪礼。
  如此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当然要征求李鸿章的意见。
  早在1868年中英修约之前，李鸿章与左宗棠、曾国藩等就对此发表过意见，都认为不必也不可能以中国礼法苛求，甚至提出西方诸国与中国远隔重洋，本非中国属国，现在自不可能向中国行属国的跪拜之礼。
  但李鸿章知道，这件事事关重大，必须要有理有据。
  对于当时的局势，李鸿章是明白的。现在，李鸿章自然明白中国早已失去“天朝上国”的地位，传统的礼节不可能不改。
  李鸿章先肯定那些坚持行跪拜礼的大臣：“所陈各节，皆系正论。朝廷体制，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在廷诸臣，共有此心。”其潜在意思是，无论什么观点，无论朝廷是否接受，都是“正论”，都是耿耿忠心为朝廷考虑。
  然后李鸿章又明确提示那些顽固的官僚，现在形势变了。
  李鸿章指出嘉庆二十一年（1816）时英国使臣来华已不行三跪九叩之礼，“盖其国势渐强，而衅端已伏矣”。在崇拜“祖宗”的中国，指出这一点至为重要。行文至此，李鸿章并未明言自己的观点，但其观点又已明确表达。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已与侵略中国的一些西方国家订立条约，也表明这些国家与中国“俨然为敌体平行之国。既许为敌国，自未便以属国之礼相待”。明确说出这些国家与中国实际已是“敌体平行”而非中国属国，要朝廷放弃“天朝上国”观念，至为不易。
  因此，“各使臣拘执该国体例，不愿改从中国礼仪，固人情之常，无足怪者”。他进一步提醒朝廷，这种“礼仪”迟早要改，已是历史的趋势，如果“拒之于目前，仍不能拒之于日后”，历史潮流，确难抗拒。
  对于顽固派的反对，李鸿章从中国儒学经典中寻找根据。他以孔子的“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和孟子的“以大事小者，乐天也”来为自己的论点辩护。“嘉善而矜不能”就是说对别人的优点要承认欣赏，对别人的不足要同情宽容，所以在“礼制”上洋人有缺点不足，我们要宽容才能“柔远”。现在中国在这方面迁就洋人，并非丢脸之事。
  关键的一点，李鸿章从事实出发，来证明那种故步自封带来的种种不便。
  他说，从咸丰九年（1859）到现在十多年间，一直具体经办此事的总理衙门“每以中国礼节相绳，几于唇焦舌敝”，已尽了最大努力，不是亲办此事的人，很难体会其中甘苦。
  李鸿章的意思很明确，现在不是以往，强弱的形势变了，现在在礼仪这件事情上费这么多功夫，实在是不值得了。
  认清形势，灵活权变，这是李鸿章的原则。李鸿章这点，比那些不看世界，只知道在圣贤书和历史掌故中找依据的人要高明多了。另外，在这件事情上，李鸿章也明显地知道孰轻孰重，与其去争跪拜礼仪的一点体面，当然不如绕过这个坎儿，与国际接轨，让国家富强，那才是真的体面。
  遇到小障碍就绕过去，这是李鸿章处事灵活的一面，这样也使他不容易被挡住，也不容易被绊倒。
  5.忍辱签约，输也要输得优雅
  在晚清，对外国列强的战与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对于有血性的中国人来讲，宁死不屈，跟外国列强拼个鱼死网破，这是他们的真实想法。这种有点感情用事的想法，如果用来制定国策，就会有让整个国家民族灭亡的危险。国策的制定，一定要理性。
  李鸿章是一个理性的人，是一个注重现实的人，作为晚清的柱石，他的行为决定着整个国家的走向。所以，他很慎重，每一个决定都要建立在理性的思索及全局利害的衡量之上，尤其在跟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更是如此。
  在外国列强眼中的李鸿章跟大清眼中的李鸿章，以及历史上的李鸿章，是完全不同的面孔。
  在外国列强那里，最先了解李鸿章的外交能力，是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当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以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当时，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坚决反对。当时不管战与和，受害的都是清政府，但李鸿章坚持：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
  李鸿章充分发挥其在谈判桌上的能力，于1876年9月跟英国签订《烟台条约》。这个条约签订以后，当时占据优势的英国人很不满意：“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