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不倒的李鸿章

慈禧继续问：“那么，洋人为什么支持他们呢？”李鸿章很轻蔑：“那是洋人们不了解中国国情，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当成他们的知识分子了。等洋人们了解中国的文人们都是些什么角色之后，别说支持，就是躲避，怕也来不及了。”
  其实，李鸿章了解康有为、梁启超这帮在旧中国成长起来的书生，他们只有空谈和满腔热血，没有政治谋略和经验，也缺乏起码的政治手腕和妥协精神。这样的人进行改革，怎能成功？
  李鸿章更了解光绪，光绪迂腐、懦弱、意志薄弱、神经过敏，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更注定了这场改革的失败。光绪的性格、身世，他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是一个绝难担当大任的人。更何况这个懦弱的皇帝并不拥有绝对权力，在他之上，还有心狠手辣的慈禧。这样的权力架构，也决定了这次看起来“气壮如牛”的维新改革，只要一触及体制的内核时，就肯定会支撑不下去。而光绪的草率和幼稚，更使得这一次维新变法如同儿戏。
  对世事的洞明，对人情的了解，对政治的谙熟，更加上李鸿章内心的淡定，让李鸿章早就预料到了维新变法的结局。尽管各派势力不断地拉拢、挤压，但李鸿章以他的谨慎，游走于各派势力之间，既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反对维新的骂名，也没有因为支持维新而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3.步步为营，才能在官场上稳固不倒
  习惯的力量有时会大得超乎人的想象。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习惯的力量，在清朝末年已经深入整个民族的骨髓。
  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要推进和改变的，不仅仅是修铁路、造轮船、建工厂，而且是要改变几千年来习惯的力量。
  与习惯的力量做斗争，一不小心，就会被反噬。李鸿章知道其中的难处，也知道其中的危险，所以，李鸿章在推进洋务的时候，一步一个脚印，稳健而扎实。
  在很多时候，李鸿章尽可能隐忍，低调做人，积极做事。这与后来康梁的戊戌变法，完全是两种风格。李鸿章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疾风骤雨的方式，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放缓洋务运动的步伐，避免由这一切而产生的尖锐矛盾；而当矛盾稍稍缓和，李鸿章又以退为进，重新采取积极之势。在这方面，李鸿章算是老谋深算，他懂得妥协，知道妥协在政治活动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洋务运动等一些问题上，李鸿章也避免在理论和口号上进行争论，力求只埋头做事，不涉及理论的较真儿。这一点可以说是李鸿章的聪明和精明之处。作为一个老辣的政治推手，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一点。李鸿章的改革也不涉及政制、伦理等根本问题。他既绕开了那些无法一下子解决的难题，又从现实出发，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这场大变革。
  对于李鸿章的处境，知之者，莫过于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了。伊藤博文曾在谈到中日战争前中国海军的弱点时指出：“李忠于朝廷，但是他还负责处理许多紧迫的事务，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碰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充分的注重。”伊藤博文最后得出结论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象到的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面临向北京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争取他们的合作，同时又要反抗来自各方的不断批评这多重的任务。北京中心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
  “清政府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它布满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而深受其患。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李鸿章创建海军的努力，不应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应当从当时情况的整个背景做出评判。”
  李鸿章曾经与日本驻北京公使森有礼有一次对话，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礼到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主题是就朝鲜局势问题交换意见。席间二人谈起日本明治维新，谈及了各自国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李鸿章与森有礼有这样的对话：
  森有礼直言不讳地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
  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没有。”
  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郑有宁（日本使馆代办）代为回答：“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会。”
  李鸿章对日本改变服装一事不以为然：“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拟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实原因很简单，只须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诚如阁下所见，宽广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
  森：“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们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优点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们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很多人以此批评李鸿章，批评他思想的局限。其实，不论哪个时代，不论什么人，思想都是有局限的，用现在的眼光来要求李鸿章思想的高度，那无疑太苛求李鸿章了。李鸿章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在当时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的，而以李鸿章的能力和见识，整个社会留给他的空间是有限的。
  李鸿章的阅历以及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只能作为一个相对保守的改革者，而不可能作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也只有如此定位，李鸿章才能屹立于晚清的政坛，失去了这个定位，李鸿章就不可能主导清朝政坛将近四十年，也不可能有他洋务运动的成就。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稳健，跟曾国藩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李鸿章拜访曾国藩，他赶到曾府，帖子递上后，差役将他领到了便室，告知曾大人在洗脚，让他稍等。这一等，就等了两个时辰，正在李鸿章窝着满肚子火时，差役适时而来，这回径直将他领到内室门口。李鸿章一脚跨进去，只见曾国藩捧着一本书，很悠闲地坐在椅子上，面前的水盆正冒着热气。他全无一点礼节，头也不抬，一面低头泡脚，一面冷漠地说：“坐吧。”李鸿章大小也是朝中官员，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冷遇。
  他终于没能压住火气，大声质问：“先前差役告诉我你在洗脚，我等了好长时间，你的脚怎么还没洗完？”曾国藩并不恼，慢吞吞地回答：“脚是百穴之地，洗脚乃健康大事，百病之扰，一洗了之。”李鸿章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曾国藩并不挽留，说了句“少年气盛，如何做事”，接着哈哈大笑。李鸿章强忍住怒火，大步跨出门外，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了。李鸿章气冲冲地走着，忽听背后有人喊他，原来是老同学程学启，程学启说：“你中了曾老师的计了，老师说你才大如海，可惜锋芒太露，如果能改掉这个毛病，你将是一个全才。老师故意怠慢你，好让你自己醒悟，这不，他让我来找你府上叙谈。”李鸿章听到这儿，心里既震惊又惭愧，又回转去见曾国藩。从此拜在曾国藩门下。
  曾国藩深知年轻时李鸿章的毛病，所以，通过有意无意地怠慢他，磨炼他的心胸；通过让他参与幕府的讨论，让他经受竞争的压力；故意安排他闲职，让他学会等待与忍耐……这一切，都让李鸿章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受益无穷。
  世界上任何事都怕咬紧牙关坚持，做洋务是如此，做官也是如此。正是李鸿章这种步步为营的稳健，让他始终在政坛扎扎实实，稳固不倒。
  4.能屈能伸是官场不败的不二法门
  人需要成长，而伴随成长过程的，是失败。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是很多因素的辐辏，在这所有的要素中，有很多偶然，这些偶然，有些是可以省略的，但有些是不能省略的，比如说失败和打击。
  李鸿章刚入曾国藩幕府的时候，虽然已年近四十，但李鸿章脾气依然火暴。但曾国藩的幕府并没有李鸿章想象中美好，李鸿章曾以浪战闻名，而曾国藩则以沉稳著称。所以，李鸿章到了曾国藩幕府之后，很快就不习惯了。
  曾国藩的幕府以湘人为班底，这让李鸿章总有一种外人的感觉。这时的李鸿章是很敏感的。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他与彭玉麟干架。
  咸丰八年（1858）秋，一天，曾国藩幕府名将云集，共商大事。他们除了在开会时商量战事外，当然在会前会后也还谈些家常，聊聊天。因为湘军中湖南人占多数，身处东南他乡，聊得最多的话题也是谈谈家乡的事情，聊以寄思乡之情。而身为安徽人的李鸿章在场就插不上话了，热闹的场合却冷落了他，心里是有些不平衡的情绪。李鸿章是有名的能说会道，他就在众人谈话之中强插些安徽哪些地方好之类的赞美之词。聊着聊着，就开起玩笑来。大家都知道李鸿章在生活上有散漫慵懒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