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不倒的李鸿章

  正是凭借恭亲王奕的信任和倚重，李鸿章还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管理、参与大清国的外交，与总理衙门分庭抗礼，形成两个外交部门，致使大清国政坛出现一个很奇怪的局面：中国驻外公使的公文不仅既送总理衙门，而且同时也送给李鸿章，甚至李鸿章可以不经咨照总理衙门，就直接向驻外公使发出指示。这些都表明：李鸿章在大清国的政治影响力、朝廷对他的依赖和宠信程度等，在当时满汉群臣中，无出其右者。
  后来，奕与权势欲极强的慈禧产生矛盾。先是慈禧经过精心筹划，突然下诏“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虽然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决定奕“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其“议政王”。后来，奕又因为反对重修圆明园得罪慈禧，受到严惩，从此失势。
  奕的失势让李鸿章始料不及，这犹如给了他当头一闷棍。以至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如此表达自己的心情：“内外局势屡变，皆出人意料。”这明显表示出李鸿章对于奕失势的惶惑。
  奕的倒台，是李鸿章的巨大损失，但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在奕的卵翼下根深蒂固了。
  相对于需要程度而言，奕更需要李鸿章一些。因为奕的处境要比李鸿章更为艰难，李鸿章的投怀送抱，自然让奕满心欢喜，但李鸿章在与奕的相互支持当中，巧妙地避开了奕与慈禧在宫廷权力上的争斗。两个人的合作，主要是在洋务方面。
  由于有了奕这个强援，李鸿章每每在洋务运动推进艰难的时候，就躲在幕后，这样就可以少受很多攻击，既有利于推进洋务，也有利于政坛自保。
  
第十章 你一定要站着，就没人能让你倒下
  1.不争一时短长，就不会轻易倒下
  当卖国贼是可耻的，但如果一个人为了保全民族的利益，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而去当这个“卖国贼”，以至于为千夫所指，甚至遗臭青史，那这个人就有点伟大了。而伟大的人，自然是不会轻易倒下的。
  甲午战败之后，清廷向日本提出了议和的倡议。当恭亲王试探着让李鸿章前去日本议和时，李鸿章本能地拒绝了。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无奈的李鸿章只好请金伯利从中斡旋。
  李鸿章表示自己很不愿意承担与日本谈判这一费力不讨好的任务，金伯利劝慰李鸿章说：“日本自然要求中国全权大臣是一个名位显赫的人物。在我看来，为了中国的利益，无论如何李中堂都应承担此项任务。虽然这可能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我也同情你勉为其难，但相信你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这样一项重要贡献。”
  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假如要和谈，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满朝大臣，一片义愤填膺，但具体到如何解决问题，一个个束手无策，并且，谁都不愿意背上遗臭万年的罪名，去接这个烫手山芋。慈禧借口肝气发作，对于议和一事，不愿表态。
  围绕是否割地问题，朝廷意见不一，乱作一团。翁同龢依旧信誓旦旦地空谈，宁愿赔偿绝不割地。李鸿章知道向来以“清流”著称的翁同龢肯定会说风凉话，如果自己去和谈，必然把恶果归罪于自己，于是在朝上要求与翁同龢一起去日本。翁同龢哪肯就范：“假如我办过洋务，我肯定不会推辞。而我在这方面是一个生手，此事责任重大，我干不了。”
  以恭亲王奕为首的一干大臣认为，假如不答应割地，日本人恐怕不会与清廷议和。现在形势危急，日本军队的锋芒已指向北京，为保京师无恙，只能顺从日本人的心愿。
  三月四日，光绪正式发出了全权证书，公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十四日，李鸿章等人启程直奔日本马关。
  此时的日本列岛，一直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几乎每个日本城市的街道边，都悬挂着各式各样的标语和横幅，天天早晨或傍晚，很多人都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举行一场游行庆贺一下。
  马关，这个昔日无足轻重的小地方，更是狂欢的焦点。
  日本人对此次谈判早已成竹在胸，日本人已成功破译清廷的密码，而且，在谈判过程中甚至了解到大清国使团此次来日本的赔款底线是二万万两白银。
  即使没有这些，日方谈判代表伊藤博文也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假如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假如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伊藤博文此时隐藏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在马关的春帆楼上，中日两国代表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中日第三轮谈判结束后，李鸿章乘轿车返回驿馆途中。人群中忽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卫兵未及反应之时，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倒在血泊之中。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李鸿章清醒过来后，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的官服，七十三岁的李鸿章一声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李鸿章在日本遇刺之后，各国纷纷谴责日本这种不顾外交人员安危的行为，日本一时显得非常被动。日本政府本来拟就的谈判方略是借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见好就收。伊藤博文最担心的是虎视眈眈的西洋各国借机挑起对日本的战争，坐收渔人之利，趁火打劫，毕竟，日本也在甲午战争中耗尽了力量，但刺杀李鸿章的行为却无异于授人以柄。
  李鸿章遇刺让日本朝野震惊，日皇遣御医和军医来调治。伊藤、陆奥亦前来谢罪，为表歉意日方同意中日停战。日方劝李鸿章安心养伤，待伤好之后再议中日和约。李鸿章断然拒绝：“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说什么也不肯停下议和，“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
  四月十日，李鸿章伤势稍好转之后，中日双方又就甲午战争展开第五次谈判。中国的和约修正案送达日方。李鸿章的伤势渐愈，亲自参加了会议。
  十一日，李鸿章将其所拟和约草稿分四款：一朝鲜自主，二让地，三兵费，四通商权利。除朝鲜自主外，余皆遭极力反驳。十五日，李鸿章另拟一和约送去，即请赔兵费一万万两，割奉天南四县等，伊藤亦逐一驳议。十六日，伊藤将修改后的和约送来，合约稍微缓和。日方称已可再议，李鸿章卑微乞怜，旁人观之心酸不已，泣不成声。最后合约达成，即《马关条约》。除割辽东外，台湾及彭湖列岛也在其中，而赔款则高达二万万两白银。李鸿章再次乞怜，日方只答应中国若在三年内付清赔款可以免息以及免除日本驻威海卫的兵费。
  在马关谈判中，李鸿章的挺立不倒也在给日本人传达着一个信息：清廷虽然羸弱，虽然腐败，虽然已经如他一样经历着伤病，但绝不会自己倒下，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抗争到底。
  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李鸿章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当李鸿章在半个多月后带着赔偿、割地、枪伤以及耻辱离开马关时，他曾发誓决不踏入日本。一年之后，当李鸿章周游欧洲列国再次途经日本换船时，李鸿章死活也不肯上岸，只是在两船之间搭一个木板，然后在别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过去。
  李鸿章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中来。当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时，他有感而发，大书四个字：“伤心之地”。作为一个局外人都感到如此不堪，而作为集万千矛盾于一身的李鸿章当时不知作何感想。
  一个能忍辱的人，才是一个能负重的人；一个能忍辱的人，才是一个有足够韧性的人。能忍辱，就可以不跟人争一时之短长；能忍辱，就能淡定、理智，而不是意气用事。
  一个能忍辱负重的人，即便在官场上，自然也不会轻易倒下。
  2.内心的强大，才是不倒的关键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前，也就是同治、光绪统治时期，大清帝国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除了江南制造总局，包括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系列大型军工企业相继创办投产，天津机器局甚至于1880年试制潜水艇，后人将这一时期称为“同光中兴”。
  1881年8月3日，清朝政府投资六十五万两白银的“超勇”号和“扬威”号铁甲舰，在英国纽卡斯尔港下水，两周后，两舰启程回国，中国军舰第一次穿越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沿途各国也无不鸣放礼炮，表达敬意。
  这一年10月3日，李鸿章急不可耐地奔赴旅顺口，准备亲自验收“超勇”号和“扬威”号两艘巡洋舰。这一次，大清起了个大早，不仅没有掉队，而且傲视亚洲。1884年成立的南洋水师和1888年成立的北洋水师，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两支铁甲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