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不倒的李鸿章

  其实，貌似繁荣的清政府正面临着危机，而貌似风光的李鸿章，背后更是经受着难言的悲苦。
  站在洋务前沿的李鸿章，却没有站在道德和权力的制高点，这必然让他成为有预谋和无预谋攻击的最好的靶子。
  反腐，是各派势力对付李鸿章的撒手锏。其实，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成功，让清朝权贵们坐享其成的同时，也让他们心理不平衡：他们担心李鸿章拥兵自重，担心他中饱私囊。于是，那些自诩“清流”的大臣，充分“发扬”儒家知识分子抨击时弊、敢于直言的传统，以刚直不阿、主持清议的姿态，对洋务派横加指责。
  他们以无知无畏的精神、为国为民的姿态，对李鸿章死缠滥打，胡搅蛮缠。其中，以反对洋务著称的刘锡鸿，乘坐轮船从天津开往上海途中，曾激烈反对一位同船的外国人有关中国要修铁路的言论，并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中国人的道德观一向强调“尚义不尚利，宜民不扰民”。甚至有人指责李鸿章“竭中国之国帑、民财而尽输之洋人”。
  晚清著名学者吴汝纶曾经说过，“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两派势同水火。
  以道德裁判者自居的清流、言官，对近代化军事这样他们不熟悉的领域，他们并不愿积极去涉及，而是站在高处，扮演评论者角色。对他们厌恶的人和事，口诛笔伐，甚至会故意编造一些谣言。
  1894年9月9日，御使张仲炘上折弹劾李鸿章、李经方父子，理由是李经方以八百万两白银存在日本银行，并认日本国王的女儿为义女，为儿子订婚。就是这种荒唐绝伦的谣言，让看到这份弹劾的军机大臣都评价为 ：“语绝奇！”
  就在张仲炘上折弹劾李鸿章十一天后，给事中洪良品再度弹劾李鸿章，指控李鸿章：其在英、法、日各国皆有商号；其在天津、上海等处则为汇丰洋行，亦有资本；其在日本有洋行，有茶山。洋行经商系李鸿章自雇贾人，亦有倭伙。茶山则李鸿章与倭合伙，其资本计六百万金。
  就在受到弹劾的时刻，身在直隶总督衙门的李鸿章总共发出九封电报，密切关注着朝鲜半岛的局势。其中给刘公岛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两封、金州铭军统领一封、威海抚台一封，做战争部署，行文急促，透着大战临头前的紧张感。
  李鸿章曾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他愤愤不平地说：“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就在李鸿章接到弹劾指控这一天，为了便于指挥同中国的战争，日本政府把大本营由东京移到广岛。
  所有非凡人物的伟业，都需要经过艰难的长期的准备以及通向成功的种种努力。纵观李鸿章浩如烟海的书信和奏折：奏稿包括贴黄1500～1600万字，函稿600余万字，电稿300万字，诗文100万字，全集总目录100余万字，总计2500～2600万字。在那些信札和奏折中，有对于洋务运动的总体构想，对时局的忧虑，对前景的担忧，也有对遭受弹劾的苦闷和无奈。
  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李鸿章写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啊！”李鸿章大声疾呼：“在目前形势下，对外，我们必须与洋人和睦相处；对内，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制度。假如我们继续保守而不求任何改变，全体国民将日益退步和衰弱。当今列国都在推行新的改革，天天都在进步，如同升腾的蒸汽机。唯我中国竟如此小心地维护传统制度，即使中国亡了，保守派也不会感到痛惜。天哪，人哪！我们怎样才能明白其中缘由呢？……西方人不过是依仗他们的枪、炮和蒸汽船的优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躏中国。……生在今日却依然说‘抵制蛮夷’和‘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土’，简直是肤浅而荒谬的空话。……没有武器和技术，我们怎能哪怕过一天安宁日子？自强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能做的事和接受他们依靠的东西。”
  “不放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
  坚持是需要理由的，让李鸿章在误解和反对声中坚持下来的理由是什么呢？
  李鸿章讨厌空谈误国，希望通过集腋成裘脚踏实地的努力，求得中国走向强大的变革。正因为这样的想法，李鸿章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实业的发展，以一己之力推进清王朝的改革之路。一个人不倒下最关键的力量是内心的坚持，而让一个人内心坚持到底的，是伟大的责任感。李鸿章不愿倒下，不能倒下，因为他背负着太多的责任。
  3.做事持之以恒，才能让自己变得强大
  要想做成大事，必须要有恒心。
  修铁路对清王朝是件大事。而要促成这件大事，更要有超乎常人的恒心和毅力。李鸿章是一个有恒心的人，在晚清政坛上，自立不倒的同时，还要做点大事，没有点恒心当然是不行的。
  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
  在所有这些事情面前，李鸿章所面临的，不仅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还有来自各方的阻碍。
  但在这些事情中，唯有铁路最让李鸿章殚精竭虑，也唯有铁路这件事情，最能体现李鸿章强硬而又不失灵活的政治手腕，以及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恒心和毅力。
  铁路的产生是世界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
  李鸿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于是早在1863年，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就提出要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
  但此时的大清，从皇帝到农民，其观点都惊人一致：中国不需要这个东西，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会让地下的祖先之灵不得安宁。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大逆不道，当然不予批准。
  洋务派造炮造船，当然知道修建铁路的重要性，所以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就不断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
  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章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运兵，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这种完全符合实际的救时之策，却遭到一片反对，据说“闻此议者，鲜不咋舌”，视为骇人听闻之论。
  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海疆告急，李鸿章又乘机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同年年底，他奉召进京见恭亲王奕时，再次提出“铁路、电线相为表里，无事时，运货便商；有事时，调兵通信，功用最大”，他甚至更进一步，向奕提出修津浦铁路。
  奕向来支持洋务运动，当然同意李鸿章的观点，但他深知修铁路将会遇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难以实行，所以对李鸿章说此事“无人敢主持”。李鸿章仍不甘心，希望他有机会劝说慈禧、慈安，但奕回答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
  李鸿章明白，群情反对之际，如果自己贸然上奏请建铁路，肯定树大招风，事情一旦受挫，便再无回旋余地。于是，李鸿章把自己的老部下刘铭传推到了台前。让刘铭传上奏，成与不成日后都还有转机。
  1880年，刘铭传就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在任期间，刘铭传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要求在台湾以及大陆大兴铁路。并认为这是自强的关节点。刘铭传的折子中具体提出应修从北京分别到清江浦、汉口、盛京、甘肃这四条铁路。
  但由于经费紧张，不可能四路并举，建议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刘铭传的奏折在清廷中重新激起轩然大波，赞成修铁路和反对修铁路的人形成两个阵营。赞成修铁路的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臣，比如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等；反对势力主要来自朝中官员，尤其是满族官员。
  于是，一场关于修建铁路的大辩论展开了。
  修建铁路是李鸿章的一贯主张，而刘铭传的折子本就是他的授意，所以他立即洋洋洒洒地写了一折，将压了几年的想法一吐而出。在此折中，李鸿章概述国际局势，强调铁路在列强兴起、强盛中的作用，更进一步指出修建铁路的“九利”。
  最后李鸿章又附上《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对张家骧等反对者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反驳。
  但是此次辩论，迫于反对者力量强大，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迭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这次修铁路的争论以洋务派失败结束。
  但李鸿章并不甘心，一直在寻机重提此事，修建铁路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李鸿章吸取了“大争论”中未得到朝中有力支持而失败的教训，在修路问题上积极活动，寻求权贵的支持。此时醇亲王奕早已取代恭亲王奕，最为慈禧太后倚重，所以李鸿章着力说服他修建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