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纱与革命

可过了几分钟，她发现自己完全看不懂那些文字，就只好放弃了。
    安娜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摩挲着凹凸不平的扶手，想起了一年多前和拉蕾一起买沙发时的情景。那时她们无忧无虑地疯狂购物，还在一家高档会所吃了顿午饭；那以后他们的世界就坍塌了，原来的生活已不复存在。安娜呆呆地盯着窗外——许久，许久。
    死亡与殉道向来是波斯文化中很重要的元素。鲁米、哈菲兹、莪默·伽亚谟1等波斯诗人都曾大谈特谈灵魂的神性，而死亡是获得灵魂神性的必经阶段，正所谓生死相依。
    可伊朗最近发生的大屠杀与波斯精神大相径庭。每当看到电视上人们谈论刑讯、处决和砍头等话题时，安娜就吓得直哆嗦。当局似乎沉迷于判处死刑，并歪曲过去的波斯哲学，将之变成丑恶唬人的思想。看到美国使馆墙上涂的“死亡让我们强大”的标语时，她不禁想那样的强大有何意义，毕竟那只是通过杀戮达到的。
    除非迫不得已，安娜绝不出门。而出门时，她会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穆斯林：头上包一条长长的黑色头巾，不穿紧身或暴露的衣服，走路时也不左顾右盼。一天下午，她赶去采购努里最爱吃的印度黄姜饭的食材，这是他们在蜜月时吃过的；做黄姜饭，要先将羊肉和洋葱片混合煮好，剁碎煎炸后再放到一块面饼上。她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心中尚存一丝希望：就是通过俘获努里的胃来感动努里；不过心里的另一个声音告诉自己：恐怕毫无效果。
    她买了羊肉、姜黄粉和刚出炉的面包；出了商店，才注意到报刊亭边的架子上堆放的那些小册子与平常有些不同：平常那都是些广告和传单之类。虽然她已经练就了自动屏蔽报纸上被处决者头像的本领，可今天还是有一本放在健康美容类广告边的小册子闯进了眼帘，上面印着一些最近被处决者的照片。安娜闷闷不乐地绕开报刊亭，朝家走去。
    今天风和日暖，安娜解开了毛衣的扣子，脸迎着风。这样的午后很容易让人觉得生活会变得轻松起来，甚至幸福就在眼前。正她沐浴着阳光清风，一阵鸣笛声吓了她一跳。一辆白色的丰田车突然从车流中蹿出，停在她跟前。车里坐着两女一男。
    两个穿着罩袍的女人从车上跳下，直冲安娜走来。那个穿卡其色制服的男人待在车里，车子没有熄火。
    安娜绷紧了神经，加快了步伐。可那两个女人还是追了上来。他们是什么人？革命卫队的人穿的是深绿色制服，不是卡其色，而且他们也绝不会和女人一起执勤。安娜想着，心里怦怦直跳。
    安娜听到她们用波斯语朝她喊道：“等一下。回来，姐妹！我们想跟你谈谈！”安娜放慢了脚步，虽然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很可能是出于礼貌的本能。那两个女人走到她跟前，上下打量着她。安娜垂下头，脑子飞快地转着：如果对她们说波斯语，就会暴露自己是美国人，这可不好。最后她用法语说道：“怎么了？”
    一个女人突然拿出一块布来。安娜不禁纳闷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另一个女人从背后抓住安娜，将她的胳膊紧紧抓住安娜身体两侧。安娜拼命想要挣脱，可那个女人的力气很大，安娜动弹不得。
    “放开我！”安娜叫道。
    这叫声毫无效果。手持破布的女人不顾安娜的挣扎，开始狠狠擦她的脸。
    “快放开我！”安娜急切地喊道。可两个女人都没理她，擦的还继续擦。那块布又潮又臭，安娜一脸痛苦，她的呼喊也被压了下去。“我不明白，这是要干吗？”
    那个女人用法波斯语回答：“你把自己的脸画得跟个妓女似的。你想挨鞭子吗？还是想坐牢？你必须放弃腐化的西式生活。伊玛目已经颁布了法令。你这是与革命作对！”
    安娜化了妆，这是她每天的例行公事。不过她只是抹了些粉，涂了涂睫毛膏，描了描眼线。很多女人，至少伊朗上层社会的女人，浓妆艳抹比她厉害。为什么他们偏偏看不惯自己？
    “住手啊！”安娜伸长脖子喊道。她看到身前身后都有行人，就用法语冲他们喊：“救救我！来人啊！求求你们了！”
    没人来为她解围。路人都只是围观了一会儿后就一脸恐慌地匆匆跑开了。还有些人甚至跑到了马路对面。安娜试图挣脱抓住她的女人。“放开我，不然我就报警了。”
    拿着破布的女人发出了一声刺耳的笑声。她摆摆手，指着街上那些看热闹的人说：“报啊！你等着瞧吧，警察才不会管呢。”然后她转向安娜说，“从现在开始，你必须穿罩袍以示国家的独立，让他们美国人瞧瞧。”
    安娜气愤到了极点，差点儿就说出自己是美国人，不过她及时忍住了。没人知道，当街说出自己是美国人会有怎样的结果！不过安娜的沉默还是让她们察觉到安娜的一些想法与她们的信仰相悖。拿着破布的女人眯起眼睛：“《古兰经》说，虔诚是最好的罩袍。听从真主的意愿，希望你对真主身心皆虔诚。”
    这时他们的车喇叭响了几声，两个女人回头望去，看到车里的男人正示意她们回去，抓住安娜的女人突然喊了一声“真主至上！”便放开了她。
    安娜朝后打了个趔趄。两个女人匆匆跑回车里。穿卡其色制服的男人飞快地把车开走了，车轮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很快便消失在车流中。几秒后一辆警车从安娜身边呼啸而过。
    安娜调整了下情绪：其实倒没受伤，只是胳膊和脸生疼。但是她的购物袋被扯开了，羊肉和面包都掉在路边，沾满了灰，她捡起来丢进了垃圾箱；此刻只想大哭一场，可家离这儿还有四个街区。
    安娜听说过义务警察，就是一些革命的狂热分子自发在街上巡逻，执行伊斯兰教法。今天碰上的难道就是这些人？难道还有人专门针对她，要杀鸡儆猴？如果是后者，那又是谁策划了这一切？哈桑？伊美协会的学生？还是，我的天，难道会是努里！
    * * *
    1 莪默·伽亚谟（1048－1123），古代波斯大诗人，《鲁拜集》作者。
    
    第34章
    
    有生以来，安娜头一次没过感恩节——努里不许，他家人对此也毫无兴趣。安娜感到希望愈发渺茫。如果努里连感恩节这样的非宗教节日都不让过，那圣诞节就更是想都别想了。
    十二月，伊朗举行了全民公投，通过了新宪法，并选举阿亚图拉·霍梅尼为最高领袖。尽管有报道称反对派团体发起了零星的抗议，可结果依然板上钉钉。伊朗当局释放了几名美国使馆的人质，可大多数人还是像夏洛一样被关着。当月稍晚些时候，苏联入侵了伊朗的东邻阿富汗。虽然伊朗没受直接影响，但此事依然凸显出这一带是世界火药桶的现实状况。
    岁末年初之际，努里已完全变了个人。他没日没夜地在外奔忙，但也并没像哈桑那样加入革命卫队，因为他没穿制服。那他到底在忙些什么呢？安娜不止一次问过他，可他总是拒绝回答，一再说这不关安娜的事。他偶尔也会在家，不过除了吩咐安娜洗衣做饭外，其他时间一律沉默，而且即便指使安娜干活也是三言两语，颐指气使。每当安娜问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时，他总说变的是安娜自己。他还反过来批评安娜不遵循伊斯兰教规，不穿罩袍，不是个温顺的穆斯林妻子。
    终于，安娜也变得沉默寡言。努里不允许她打电话，不过即使让她打，她也不知道该打给谁。安娜唯一的朋友成了人质，她和努里几乎形同陌路，努里的家人本身也有一堆头疼的事，她自己在伊朗开始的新生活也并没多久。想当初，她有个对自己疼爱有加的丈夫，一个热情接纳自己的家庭，还交了一个朋友；可现在，她的精神支柱在一点点垮塌，犹如模糊的梦境在晨光中消逝。
    这样的日子循环往复，安娜逐渐精疲力竭，儿时那种被孤立的感觉再度袭来，重重地压在心上；可现在不同于儿时，因为已经尝过了被人关爱的滋味，所以这一次简直令她难以忍受。为了生存下去，安娜使出了老办法——像一个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的囚犯那样生活：把家里擦得一尘不染，每天花大量时间做饭，甚至开始阅读《古兰经》——尽管她觉得里面的内容既暴力又古板，打心眼里没觉得安拉是个仁慈的神。
    日子一天天过去，努里依旧对安娜不理不睬。安娜想方设法去改善自己和努里的关系，现在她只剩下最后一招了。她很不情愿这么做，因为这将打破她独立的底线。可她已经山穷水尽，所以只能试试；如果还是不管用……想到这儿，安娜不禁打了个寒噤。
    第二天一早，努里出门前，安娜让他帮忙打个电话。
    一小时后，门铃响了；安娜开门道：“早上好，罗娅。”
    身穿黑色罩袍的罗娅朝安娜甜甜一笑：“感谢真主，安娜。接到你的电话真高兴。”
    安娜和罗娅乘出租车七绕八弯地来到德黑兰市中心的一栋小房子，找到了一家卖罩袍的铺子；称之为铺子是因为这根本不能算是个商店，而且开在这栋房子的一个角落里。这一带，安娜完全辨不出东西南北。
    她们爬上陡峭的楼梯，到了最顶层，来到一个敞着门的狭小潮湿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