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20世纪的西部

哈·卡努科夫写道：“我本人也应集中现有兵力，亲自前往。” 
  与此同时，根据乌里雅苏台全权大臣的命令，就在扎萨克图汗盟，将包括萨尔特车臣王、扎萨克图汗以及其他有重大嫌疑的“黑喇嘛的同谋”，集中到了伊特克木吉特贝勒旗，“商讨”给黑喇嘛划一块什么样的地建立他的旗。 
  黑喇嘛接待了“代表”，但保镖左右不离。显然，他不相信这些人。杜噶尔贝子毫无隐饰地对黑喇嘛说：现在，喀尔喀人民日子过得非常不好，对现政府极为不满；他本人曾是“白党”，对摆脱“赤色”喀尔喀不抱任何希望；是老佛爷帮助他亲眼看见了伟大的喇嘛，不幸的喀尔喀人民的希望…… 
  立时，黑喇嘛情绪一下子变了，他叫保安离开蒙古包，开始攀谈。他说，这是他很早以来一直盼望的，现在进行政变很容易，因为他接受了邀请出任西蒙古“全权大臣”……他正在同中华民国总统就夺取蒙古，在北京谈判，并给北京送了大量金钱以组建军队，这些部队将于今春从归化（呼和浩特）方向进攻外蒙古。 
  在交谈过程中，代表们甚至还轻松了一下，喝了酒。黑喇嘛展示了他的武器库，他的私人武器和珍贵物品，并炫耀说：现在蒙古就在掌握在他手中，“只差将它一口吞掉”。 
  最后，杜噶尔贝子以教他如何看地图为名，请黑喇嘛到自己的蒙古包，黑喇嘛居然未带保镖就跟着他来了。见黑喇嘛刚走进门，战士达西一下匍匐在他的面前，“虔诚地双手合十”，请求圣人喇嘛为他赐福。杜噶尔在黑喇嘛身边就坐，南兹德巴特尔“以仆役的身份”开始往火塘里添柴。 
  念完经后，黑喇嘛将手伸向战士达西的头顶，为他祈福。就在此时，正在跪拜的达西抓住了这只手，杜噶尔抓住了另一只手，而南兹德巴特尔则霍地站起来，掏出手枪开枪射击，但只打中黑喇嘛的脖子。   
  《黑戈壁》十一(5)   
  黑喇嘛在双手被紧紧抓住不放的时候，曾大声喊：“你们想干什么？” 
  听到喊声，黑喇嘛的仆从跑进了蒙古包，但看见眼前发生的一切，他跑掉了。哈·卡努科夫在报告中继续写道：“此时，其他两名战士占领了武器库，向天空鸣枪示警，黑喇嘛亲信没人敢出面救护。”在“碉堡山”有过一次集会，但集会上，黑喇嘛的属下“不但表示将绝对服从行刺者，而且对能摆脱专横暴虐的恶魔的控制感到很高兴。” 
  黑喇嘛的亲信中最不得人心的5个人（“臭名昭著的凶犯”），当场被揪出，其中包括纳甘堪布喇嘛、刽子手索诺木多尔济，一个叫“土莫第巴雅尔”的汉人（厨师？）等，都被当众枪决，被枪杀的还有黑喇嘛的狗——跑来企图救它的主人。 
  报告之中说，在蒙古包里杀死黑喇嘛后，“杜噶尔贝子和南兹德巴特尔之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件；按前者的话说，后者将黑喇嘛一些贵重物品据为己有，为避免造成私分珍贵物品，他们同意公开与士兵们均分，所有贵重物品被分成6份，并作为战利品被全部瓜分。”卡努科夫在报告中接着写道：“关于这个不愉快的事件，杜噶尔贝子向随后赶到的巴勒丹道尔吉做了通报，并在返回乌里雅苏台以后携3名属下士兵向委员会上缴了各自所得的珍品及清单，而南兹德巴特尔及另一名士兵所得部分，被巴勒丹道尔吉没收后充公。” 
  “碉堡山”陷落之后，原属于黑喇嘛的2000只羊、50头牛和牦牛被分给了黑喇嘛的部众；其余牲畜——约1000峰骆驼、250匹马、800只羊和山羊，全部予以拍卖，收入归公。假喇嘛的私人财产和武器，储备的面粉以及其他产品都运往库伦。约300户部众，返回蒙古后根据政府的指示，留在了扎萨克图汗盟。 
  最后，“为了彻底审查假喇嘛的罪行，安抚边疆”，在乌里雅苏台召开了该盟王公大会，宣告黑喇嘛的结局。 
  这个《上报库伦蒙军侦察部的报告》是事件发生后立即公布的，并且为蒙古官方认可。上述情节，与哈士纶《蒙古的人与神》，与额济纳马鬃山、肃北马鬃山民间流传的过程，有许多不一致之处。甚至可以说，除了“黑喇嘛被刺死了”这一点之外，其他都有疑问。事实是，罗玛金娜本人就对这个报告提出过异议。当然，这毕竟是1924年发表在报纸上的文本，个人的、时代的倾向性随处可见。经过分析我以为，《上报库伦蒙军侦察部的报告》中所说：刺杀是由蒙古来的6人小组执行的，在为人摸顶时黑喇嘛叫刺客擒拿住，刺杀成功后发生过“分赃不均”的争执，并且有人因此受到责罚，杀死了黑喇嘛之后，将他的死党纳甘堪布喇嘛、刽子手索诺木多尔济，一个叫“土莫第巴雅尔”的汉人（厨师？）等5人当众处死，以镇慑余众，将黑喇嘛在黑戈壁多年聚敛的牲畜全部驱赶到蒙古“充公”，他的这个“旗”的部分牧民也返回了蒙古，这许多情节，应该是真实的。实际它从另一个侧面证实：刺杀行动是在有内应的背景下采取的了成功（听到动静，转身就跑的黑喇嘛的“亲信”就是内应之一）。至少，它解答了一个疑问：黑喇嘛死时，他那个忠心无比、凶猛无比的爱犬在哪儿？——为救助主人与刺客搏击时被击毙。可以看出，《假喇嘛的头颅》的作者罗玛金娜对哈士纶《蒙古的人和神》的有关内容并不认同，主要是对那个自称是黑喇嘛的副手的札哈沁贝勒有所保留。 
  与《蒙古的人和神》相比，他们之间明显的不同是：黑喇嘛被杀的时间。《蒙古的人和神》说是1924年。而《上报库伦蒙军侦察部的报告》是在刺杀黑喇嘛之后由卡努科夫执笔撰写的，因为他是这次消灭行动的设计者，而且，1922年12月底，他仍然是乌里雅苏台的城防司令。报告发表在1924年1月（未署具体出版日期）的库伦《曙光报》上。所以，此前一般公认的黑喇嘛死于1924年，可能是晚了一些。除《上报库伦蒙军侦察部的报告》，罗玛金娜还引证了哈·卡努科夫的“自传”，“自传”写于1932年，其中一个段落说：“丹毕坚赞于1923年1月被毙。……1923年2月，我被调往库伦，再一次领导一支行动小组去剿灭由博格达汗的妻子发动的，企图推翻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反革命）组织被及时击溃，所有主要头目以及几名活佛被逮捕或被击毙。”21 
  另外，罗玛金娜还引称了另外一则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保存的档案中发掘的史料。1924年，在中亚考察的苏联学者卡扎克凯维奇特别关注到黑戈壁。他曾记下了向导的一则故事。有一次，向导正在给骆驼饮水，来了5个土尔扈特蒙古人，把他和牲畜都赶到了马鬃山的要塞。在那里，给他派活，让他放牧。他曾带着一袋水试图徒步离开，但被抓了回来，还挨了200板子，就是说，用竹板子打了他200下。尽管只伤在腿上，仍不能下床。卡扎凯维奇在考察日记中写道：“因此，这个人摆脱悲惨境遇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第二次逃跑。这次，他偷了一峰年轻的母骆驼，在那数九寒天只靠吃雪充饥，从撒克逊查干博克多向西北方向走了5天5夜，穿越了黑戈壁。骆驼在途中倒毙，他只能徒步前往北方的阿济山，由于害怕离黑喇嘛太近，他未敢在阿济山区停留，而是继续上路，逃往西方的古城子（新疆奇台）。在这里，他给一家汉人放牧，直到听到黑喇嘛的死讯后，这个可怜的人才回到家里。”   
  《黑戈壁》十一(6)   
  如果卡扎凯维奇的笔记时间不误，黑喇嘛应该死于1924年之前。 
  罗玛金娜的结论是，黑喇嘛－假喇嘛是在1923年1月被击毙的。按阴历，是黑水狗年（1922年）年底。同时，罗玛金娜评述说：关于此次事件——刺杀假喇嘛，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作家、惊险小说作者（或由于意识形态，或因为这假喇嘛个人物的确被人们遗忘了）错过了一个写一部关于假喇嘛及其被杀的侦探小说的绝好机会。据说，蒙古国在80年代拍摄了一部反映此次刺杀行动的故事影片《洞穴》。我没有看过这部影片，但片名本身已经证明了影片的片面性：既不是在要塞里，也不是在城堡里，而是说，在一个洞穴里……打死了危险的野兽（假喇嘛）。 
  不管怎么说，在1923年前后外蒙古曾经派出专人越界追杀往日的“英雄”，为内陆亚洲翻覆的政治格局增添了一个注释。1912年，需要一个挑战权威的民间“草莽豪杰”，黑喇嘛应时而生；1914年中国、沙俄、蒙古，就已经纷纷将其视为最大的威胁，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权威。1917年，民众企盼黑喇嘛－丹毕坚赞能打破僵局，推动转机。但1918年的红党、白党在中亚（西伯利亚）的以死相搏，转移了全部注意力。谁也不再需要更多的问题。留给“回归”的黑喇嘛的，只有黑戈壁那空旷的无人定居区域。是20年代初蒙古的重大变革，预定了黑喇嘛的死期。 
  据《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附录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大事记》：1921年，3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苏联红军进入蒙古，库伦“解放”，人民政府成立；11月，苏赫巴托尔率团访问苏联，苏蒙签订友好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