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驿站/ 张一弓

  孙队长说：“不用穿了。听说你那个家伙比别人的家伙大一号，她那两个‘大白桃’也是全世界数得着的，也叫大家见识见识！”就用一根绳子拴了两个“光肚蚂蚱”，押送区政府去了。
  接着，李紫东区长在坡底召开民众大会，宣布撤销刘拐子的保长职务，同时任命我姨父当了保长。
  贺爷夸奖儿子：“没想到，你把刘拐子打倒在一个女人身上！”
  姨父说：“这是朋友们的主意，有点儿不讲卫生！”
  “你们闹革命就不能戴上白手套！”贺爷说，“坡底这几百户人家，还有保安队百十杆枪都交给你了。眼下正在闹饥荒，眼看要饿死人了。你说要发动民众抗日，总不能叫民众拿着逃荒要饭的打狗棍去打鬼子！我还要看看，你娃子咋当这个‘泥水匠’？”
  新上任的保长烧了“三把火”。第一把火是由自己兼任保安队长，把一百多杆枪抓到自己手里；第二把火，任命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了保文书、会计、保安队员和各甲甲长；第三把火就烧到了父亲头上，“爹，请你捐十石粮食赈灾，我这就去关爷庙召开富户认捐会，请爹去会上带个头。”
  在富户认捐会上，姨父点了父亲的名字，说：“贺雨顺先生捐粮十石！”贺爷一瞪眼，说：“保长阁下，我啥时候答应了十石粮食？”姨父大惊。有人正要起哄，贺爷说：“别乱！我家的粮食是他二伯经管着的，刚才我跟他二伯清了仓底儿，要再加上两石，捐粮十二石，六千斤！”围观的饥民都流着眼泪鼓掌。富裕户主都傻了眼，又不得不看贺爷的眼色行事，一个个硬着头皮，举手认捐，一下子捐出了三万多斤粮食。只有“回春堂”掌柜自恃是外村“张大户”在坡底街开的药铺，捧着水烟袋一声不吭。姨父没有理他，只说了一声：“散会！”
  回春堂掌柜离开了会场，忽地看见数百名饥民已经把“回春堂”团团围住，却并不吵嚷，只是像饿狼一样定定地瞅他，瞅得他心里发毛，却又进不了家门，就慌慌张张撵上我姨父说：“我认捐，我认捐，我捐两石粮食！”姨父好像没有听见，照旧自顾自地走着。他跟在背后颠儿颠儿跑着说：“贺保长，我再添五斗！”姨父仍不理他。他就抽了自己一个耳光，“中，我不过了，我捐三石！”姨父停下脚步，向灾民们宣布：“回春堂捐粮四石！”回春堂掌柜打了个愣怔，说：“啥，四石？”姨父说：“对，两千斤。”回春堂掌柜拱手作揖说：“中，我认了！”灾民就“唰”地给他让开了一条去路。回春堂掌柜一边往家里走，一边向大家弯身哈腰，“包涵，多多包涵！”
  坡底镇的清锅冷灶里冒出了温柔的炊烟。
  贺爷叫着儿子的小名说：“胜子，你们共产党只要这样干，能行！”
  胜子说：“爹，多亏你带了个好头！”
  贺爷说：“你别以为我不懂，我是跟你搞了一回统一战线。”
  父子俩的统一战线迅速发展到县城，L县中学成了地下党在全县的领导中心。坡底镇变成了L 县北部山区的“小延安”。
  一九三八年，三姨从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回来，也来到坡底接上了党的关系，在关帝庙小学当了国文教员。她组织抗日剧团，发动民众抗日救亡。那时正在上小学的明表叔记得，三姨召集歌咏队登上关爷庙的戏台，歌咏队员们耍着关爷的“青龙偃月刀”，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三姨手中捏着一根细棍儿一晃一晃。坡底人才知道唱歌也得有人指挥，而且，女人也能指挥。那支歌唱遍了坡底。
  那时候，姨父是地下县委的统战部长。三姨喜欢跟他在关帝庙东边的小河旁边散步。小河两边生长着枝叶茂密的杨树林。在他俩多次逗留过的一棵白杨树下，一个富于观察力和表现力的学生，用削铅笔的小刀在树皮上刻上了他的艺术发现，让它随着白杨树长大，那是一支锐利的箭，刺穿了两颗叠在一起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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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雨夜的逃亡
  在郾城，三姨给我留下了一支很好听的儿歌：
喔喔喔，鸡叫了，义勇军来到了。
  打红旗，骑白马，雪亮的大刀腰中挎。
  你送饭，我烧茶，大家都来招待他。
  母亲到漯河励行中学教书以后，我就把这支儿歌从郾城唱到了漯河。
  漯河油坊胡同一号的孩子们不会唱这支儿歌。在那个狭窄的长条形院子里，依次住着身分各异的房客——一边拉风箱烧火做饭、一边向他的弟子们讲授“孟子曰”的私塾先生，无儿无女、全靠做针线活儿养活自己的寡妇，按时上班、风雨无阻、天上掉炸弹也一往无前的银行职员，未向官方注册而把太阳穴上的一小块“俏皮膏药”作为营业标志的妓女。他们各自做着与那支儿歌毫不相干的事情。
  一天黄昏，白胖胖的妓女照旧倚门而立，照旧用微红的睡眠不足的眼睛斜乜着小巷里的行人。巷子那边有一个人影走过来，她就像上足了劲儿的发条扭动腰肢，胳膊交叉胸前托起了高耸的乳峰，但她很快又松了发条，乳峰像瘪了气的布袋耷拉下来。迎面走来的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汉子，一只脚上穿着张开嘴的破鞋，另一只是沾满泥巴的光脚丫子。
  我正跟银行职员的孩子比赛“撞钟”——在迎壁墙上撞铜板，看谁的铜板撞得远。我有一个杰出的铜板，在墙上“当”地反弹出去，“叮叮咚咚”地滚出门楼、蹦下台阶，绕着一只沾满泥垢的赤脚踅了一圈，躺在一个高傲的大拇脚趾头旁边不动了。我弯腰捡起铜板时，脚趾头向我梗了一下，脚趾头的上方有人叫着我的名字。我抬头看见一张长满了黑胡茬子的脸庞，黑亮的眼睛一闪，我就跳起来，叫了一声：“姨父！”
  我不知道姨父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样子。大杂院里的各色人等都骨碌着眼珠转来转去地瞅他，像瞅着一个沿途行乞的流浪汉或是发配天边的囚徒。母亲听了他的低语就骇然变色，急忙让我领着他抄小路翻过寨墙，到沙河里洗了澡，换上了我父亲留下的服装，又特意请来一个剃头挑子，把他一头刺猬般的乱发变成了整齐的“寸头”，满脸黑胡茬子也一扫而光。母亲急急去到离漯河不远的郾城找姥爷去了。
  从母亲与小姨的低语里，我知道发生了意外的不幸：一群拿枪的人抓走了三姨，正在追杀姨父。姨父让我母亲立即转告姥爷，请他设法营救三姨，给母亲留下一个密闭的信封，来不及考察我是否用弹弓消灭过老鼠或是否击中过鬼子的飞机，又在我和大杂院沉入梦境的时候悄然离去。
  二十六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母亲气恼地说，“外调”人员怎么没完没了地纠缠你姨父从南阳逃到漯河的事情？还给我拍桌子！
  母亲说，姨父是从南阳石桥的一所中学侥幸逃生的。他和我三姨从郾城潜逃到那里，分别以教导主任和国文教师的身分隐蔽下来，却与党组织断了联系。一个下着暴雨的夜晚，有人“咚咚”地敲门，接着又听到杂沓的脚步“噼里啪啦”地踏着泥水急急跑开的声音，感到情况异常，没有开门。他们做对了。解放后，有两个落网的特务供述说，国民党谍报机关从豫西得到了情报，急来南阳石桥抓人，还下了死命令，抓不住活的要死的！雨夜敲门的就是这两个特务。他们听说我姨父是“双枪将”，不敢贸然破门，就把一个班的军警埋伏在门外的小巷里，敲了门就跑，试图把姨父和三姨诱出，在街巷里抓捕。姨父和三姨没有开门，却被堵在屋子里陷入绝境。在万分危急的时刻，姨父的眼睛盯住了屋子的后墙。那是一面土墙，他看到墙上有一块水湿的印渍，目光就霍地一亮。那是连阴雨泡湿了墙根脚的印渍。他急忙操起一把铁铲，在墙上捅了一个透明的窟窿，与三姨抱起不满一岁的婴儿穿墙而出。他们没有吹灯，甚至没有忘记从屋子里拖过一个柜子，堵住了墙上的窟窿，才悄没声儿地跑到一个菜园子的小草庵里隐蔽下来。特务供述说，他们还在小巷两边埋伏着，“以逸待劳”呢！
  姨父和三姨躲在菜园里，却听不到学校里有任何动静。姨父想，如果并没有发生变故，就这样穿墙而逃，岂不暴露了自己？就把三姨留在菜园里，只身潜入学校看个究竟。他刚刚进了校门，正碰上一群特务闯进来，提着马灯在学校里四处乱窜。姨父远远地避开马灯，在暗处与特务打转，却在黑暗中与一个工友撞了个满怀。工友大惊失色说：“你赶紧跑吧！他们把你太太抓走了，用鞭子抽她，我听见了！”姨父以为三姨在菜园里遭到了不幸，急忙踩着工友的肩膀，越墙而逃。
  那些天，姥爷家和我们家的人都在惊恐不安。“打红旗、骑白马”的儿歌没完没了地在我脑瓜儿里盘旋。一天晚上，三姨却抱着婴儿令人大喜过望地来到了油坊胡同一号。她面黄肌瘦，披头散发，如风雨中的弱柳摇摇晃晃。当她得知姨父已经来过这里，意外的惊喜使她身子一软，歪在母亲的怀里。母亲问，学校工友说，你不是怎样怎样了吗？三姨说：“工友误会了，那是特务拷打我们同院的一位老奶奶，追问我们的下落。我在菜园里，一直等到下半夜，也不见他回来，倒以为是他出事了呢！”
  母亲说，三姨又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