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驿站/ 张一弓

他的勤劳、实在的二哥正领着一群长工，也把自己变成长工，沉声不响地经营着祖先留下的土地。然而，他要走了。他觉得头有点儿晕，一个个坟头像黑色的波涛涌动起来。他歪趔了一下，又傲强地站稳了脚跟。不是我要动，他对坟头说，是世道要动。贺爷绕着坟地走了一圈，当他听到村里传来了马嘶狗吠声时，才定定地站住，望着满天的星斗。一颗流星倏地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从空中划过。哦，我该走了。他对坟头说，我还会回来，在这里给自己刨一个土坑。他缓缓地走下北坡。有一个小虫子从他眼角里拱出来，在他冰冷坚硬的脸颊上辣辣地爬动。
  贺爷上路以前，把那只白金小手枪赠给了韩钧司令员。小手枪锃亮如新，在微弱的星光下泛出银白如霜的光晕。他说：“韩司令，这支小手枪对我已经没有用处了。把它送给你，我也就成了无产者了。”韩钧早就看上了这支小手枪，他说这是他接受过的最好的馈赠。贺爷与韩钧司令员紧紧握手后，翻身上马，一个排的士兵骑马簇拥着他，奔向远方一块陌生而沸腾的土地。
  贺爷在太岳解放区受到了热烈欢迎。先期到达太岳根据地上了抗大分校的明表叔，多次看到父亲戴礼帽、穿长衫、戴眼镜，彬彬有礼地出现在太岳行署、太岳军区、四纵司令部的欢迎会上。贺爷到太岳不久，就在一个文件上看到了两项任命：他被任命为太岳行署谘议、河南民主建国会主任，免去其豫西专署专员职务，由他的儿子贺胜接任。
  贺爷没有料到，他离开豫西不久，就发生了惨绝人寰的“豫西事变”。豫西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和“倒地运动”（注：把地主在灾荒年景以低价购买农民的土地还给农民），触犯了刚刚收编的上官子平及其下属的利益。“民主整军”时，枪决了一个强奸民女、反对整编的副团长，又引起他们的惊惧。上官子平暗与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接头，乘八路军三个团的主力外出执行任务之机，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晚发动叛乱，一个晚上捕杀八路军派入七旅的八十多名旅、团、营、连干部。八旅旅长、坚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爱国军人李桂梧也被其部下杀害。陕县被收编的地方武装同时叛变。率部在陕县执行任务的姨父，受到叛军伏击，枪弹如飞蝗擦身而过，奋战得脱。八路军三个主力团迅速撤回，平息了叛乱，却已造成了惨重的损失，韩钧司令员从延安带来的一百多名干部大部分惨遭杀害，被害战士也有一百多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在“豫西事变”中惨遭杀害的七旅政委王舟平烈士的儿子。他是在父亲牺牲后、母亲又被投入监狱时，让狱卒把他抱出去交给一个铁路工人养大的。他长大后，养父母才向他讲了他的身世。我曾与他一起去渑池寻找他父亲牺牲的地方。农民指着村边的一块麦田说：“王政委就是在这块地里叫刺刀捅死的。上官子平害怕惊动了八路，下令不准开枪。那天死的人是叫刺刀捅死、乱棍夯死的。俺上半夜听见麦地里有人哼哼，一直哼哼到下半夜，不知道出了啥事，谁也没敢起来。一大早，才看见这里躺着王政委，浑身是血，眼也没有闭上。狗日的捅了他十几刀也没把他捅死，他弹腾了一夜，麦棵压倒了一大片，天亮才咽气。从那以后，这块地里的庄稼年年耷拉着头，庄稼棵倒是长得硬扎扎的，刮大风也没见倒伏过！”
  烈士的儿子哭了，他说：“我还不知道父亲是咋着从延安来的，老家是哪里的？当时的司令员韩钧不在了，也不知道找谁打听去！”我说：“我替你打听一下，可以吗？”他问：“你找谁打听？”我说：“我找贺胜。”他说：“是贺部长！你咋知道他？”我说：“他是我亲姨父。”他连连摇头说：“你千万别找他！”我说：“为啥？”他说：“我给他写过信，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也说不清我父亲的历史，光是给我写检讨，就写了五张纸。事后，他的秘书说，他写了信，就呆坐在那里暗自垂泪，接着就发作了心脏病，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你千万别再问你姨父了！”他又夸奖说：“你姨父的字写得真好，一笔一划，力透纸背，一看就知道是临过字帖的！”
  直到“豫西事变”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的今天，我仍旧不敢在姨父面前提起这件沉重的往事。他作为当时豫西地委副书记、分区副政委和专署专员，虽然在事变之前已经发现了可能发生事变的一些迹象，而且对主要领导人多次提出过未被采纳的防范措施，党组织也没有追究过他个人的责任，但当他提起这次事变时，曾多次潸然落泪。在他晚年为子女写的《自述》中仍把“豫西事变”称之为“毕生最大的痛苦”，还要在《自述》中清算自己永远清算不完的“地主家庭出身，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右倾思想严重”的老账，并把五月二十六视为烈士的忌日，每到这一天，都会看到他心神不定地翻看日历，用悲伤的目光久久望着故乡的云彩。
  我想不明白，姨父为什么总是在“地主家庭出身，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上折磨自己。一位十七岁参加革命、“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老布尔什维克”尚且如此，我们这些建国后参加工作的“小知识分子儿”的思想可该怎么改造是好呢？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胡宗南部沿陇海铁路东进。党中央决定避敌锋芒，要豫西根据地党、政、军三套人马全部撤离。姨父就把他那个“地主家庭”的全部成员，包括白发老母、两个年幼的弟弟和正领着长工在地里摇耧种麦的二伯、坐在草墩上捻线陀儿的小脚二娘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亦即国民党少校参谋贺石的父母和胞妹，统统集中起来，随部队北渡黄河，撤到了太岳根据地。贺家大院的地主与地主的子孙们无论是否出于自愿，无一例外地被姨父“裹胁”到了马克思的麾下，贺家大院人去楼空了。姨父的二伯、二娘离开了家乡就魂不守舍或者说是无舍可守，远涉黄河后，一望见马克思的画像就发愣，“咦，这是谁呀，看他那胡子是咋长的，还叫人吃饭不叫？”
  韩钧司令员率部撤到太岳根据地以后，“豫西事变”也成了长期折磨着他的巨大痛苦，但他最终使自己得到了解脱。他的一位老部下告诉我，一九四八年，北平“和平解放”，韩钧调北平工作。在党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那天，他得到通知，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找他谈话。他想起三年以前，当他离开延安去开辟豫西根据地时，毛主席、朱总司令也曾召见过他，对他寄予厚望，让他带走了一百多名久经沙场的干部。他是立下了“军令状”的。而现在，由他带走的大部分同志都在“豫西事变”中悲壮而窝囊地成了烈士。他感到无颜再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夜晚，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捧着一个大茶缸借酒浇愁。深夜，屋子里一声闷响，他已经倒在血泊中，手中握着贺爷送给他的白金小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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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战俘
  姨父刚刚撤离，国民党少校营长贺石就紧接着随八十五师进驻豫西。历史让姨父避开了一次与堂兄贺石刀兵相见的机会。我不忍心设想，他兄弟俩作为敌对营垒里两个决不妥协的斗士假如在一场战斗中短兵相接，心中会不会颤抖，意志会不会动摇，子弹会不会在它应该遵循的政治轨道上发出凄厉的啸叫。但是我知道，姨父曾竭尽全力要把贺石拉到自己的营垒中来，试图让亲情跨越政治的鸿沟。
  贺石带部队路过坡底，久别的家乡向他展现着一幅凄惨景象：国民党县、区政府已经没收了贺家的全部土地；还乡团捣毁了贺家大院的所有房屋，使他的父辈和祖父辈建造的庄院变成了一片废墟，还杀害了十二名来不及撤离的农会会员，把尸首抛入贺家井中，向井里填满了石头，血水溢出了井口。还乡团又窜到东街砸了贺家的染坊、油坊、烟草坊，就要动手拆毁贺家的老屋。贺石身着美式军装，大头皮鞋“砰嗵、砰嗵”地走进了门楼，冷冷地拔出了手枪。还乡团的打手们喊叫说：“糟了，贺家还有蒋家的人哩！”跟头尥蹶儿地翻墙头跑了。
  大头皮鞋又“嗵嗵”地敲击着坡底的村巷。贺石不时停下来，望着中国共产党豫西地委、专署、军分区留在砖墙和土墙上的各种布告，在布告下边签署着专员大名的地方，他碰到了贺胜光芒逼人的眼睛。他已经知道，他的父母和两个妹妹也被贺胜带到黄河北岸去了。他不知道应该责备胜子“劫掠”了他的亲人，还是应当感谢胜子让他的亲人避免了一场血腥。
  大头皮鞋又“咚咚”地登上村北的山坡。祖坟里的坟头都惊呆了似地沉默着，颤动着坟头上的荒草，掩饰着坟头里的恐慌和惊愕。贺石在爷爷坟头前直直跪下，磕了三个响头，说：“爷，胜子走了，把你的后人都带走了，只剩下我了。俺俩的项圈你拿着，俺俩都顾不上你了！”血从他额头上淌下来，如一条红色的蚯蚓在鼻洼里蠕动。他拔出手枪，“砰砰”地朝天上打了一梭子子弹。大头鞋踢着直冒青烟儿的弹壳，追赶队伍去了。
  山鹁鸽正在他头顶“咕咕”鸣叫。新起的硝烟里，没有绿阴。
  贺石的舅父是一个两腿格外勤快的牛经纪，而且无法遏止职业养成的喜爱动用舌头的欲望和进行斡旋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