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驿站/ 张一弓

  在省会人民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上，我站在高中学生的队列里踮起脚尖，看见姨父身穿灰色中山装，站在检阅台上，不时与他左右两边的首长或颔首低语、或谈笑风生，好像释去了重负的样子。但他下了主席台，就问我三姨：“你猜，我刚才想起谁了？”三姨说：“那些没能活到今天的好同志。”姨父叹息说：“是啊，可我，还想起了贺石！”
  12.星星跑了
  当胜利的礼花撒向天空的时候，贺石是掠过姨父心头的一道阴影。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岁月里，贺爷的经历又成了姨父心灵深处的伤痛。
  建国初期，贺爷、贺奶跟我姨父一起住在K市保定巷的一个四合院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太岳根据地已经成为历史。贺爷作为太岳根据地的专署谘议、民主建国会主任的职务已经不复存在。姨父和他的同志们日理万机，一时没有想到还需要给贺爷安排新的工作。贺爷并未介意，正为儿子和他的同志们的革命成功而过早地得到了安度晚年的喜悦。三姨说，本来有可能使贺爷感到不安的土地改革，也由于国民党已先于共产党没收了贺家的全部土地与贺爷“失之交臂”，连一顶“开明地主”的帽子也没能戴上。
  我在K市街头看到过贺爷。那时的贺爷不过五十岁出头，蓄着花白短髭，身材依旧高大，着灰色中山装，眉宇间藏不住昔日的英武之气，手中却掂着一个与他的风度颇不相宜的菜篮子，向菜贩儿露出慈祥的微笑，从不讨价还价，从不挑挑拣拣，从不看秤杆儿高低，交了钱，掂着空篮子就走。菜贩儿在他身后喊叫：“老同志，菜忘了！”他就自嘲地笑着，“哟，可不是，我差点儿把自己都给弄丢了！”
  我作为K市高中腰鼓队的成员在鼓楼街打腰鼓时，又在街头观众的行列里看到过贺爷。我感到他不应该只是古都街头庆贺解放的一个看客，因而格外卖力地为贺爷敲着腰鼓，还即兴发明了一个高高跃起的动作，扯起鼓棰上的彩绸作“飞天”状。人群里的贺爷便露出落寞的微笑。但我不会想到，当我到了报社，成了记者娃娃，参加了省直机关土改复查工作大队，而且听了姨父所作的动员报告，决心抓住“民主革命的尾巴”，奔赴一个山村经受考验的时候，贺爷却要接受山那边一个农会的清算斗争。
  一九五二年春天，姨父应该有一副好心情。他作为H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在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以后，又兼任了“治淮指挥部”的秘书长。他好像总结了大禹和大禹的父亲鲧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治水的经验教训，采取了“蓄泄兼顾”的方针，全面展开了五个大水库的建设工程。土改复查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收尾工作，也在全省广大农村胜利地进行着。
  那一天，姨父出席了治淮工程的模范表彰大会，给一批大禹的子孙们戴上了红花，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家中，看门兼管收发的老人交给他一封信，说是来自他的家乡的两个民兵送来的急信，他们住在省政府招待所等他回话。
  那是一个盖着“L县农民协会”大红印章的公函，或者说是一个措词严厉的“通牒”或“勒令”，大意说：贺雨顺是坡底镇首户地主，有严重剥削行为，且长期担任L县政警队队长、保安大队长等重要伪职，历史上犯有严重罪行，民愤极大，必须把他交给群众，接受斗争，进行彻底清算，等等。
  L县民兵的到来也惊动了省政府主席齐楚。抗日战争以前，齐楚以高中国文教师的身分为掩护，任地下党豫西特委书记时，就是我姨父的上级。齐楚对待同志的诚挚、厚道及其小脚老伴为秘密来去的地下造反者提供的葱花儿杂面条，都给我姨父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齐楚对贺雨顺老先生曾是国民党县级政权的实力派、却积极支持并最终投身革命的经历也了如指掌。但是，作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早期学员，他亲耳聆听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教导，而且懂得，一切革命同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决不可以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感到L 县的民兵带来了一件令人棘手的事情，正为找到一个比较稳妥的处理办法而犹豫不决，却不知道他的秘书长同志已经得到了L县农民协会的书面通知。
  在省军区政治部工作的明叔闻讯，急急骑着车子跑回来。
  “哥，能不能不叫爹回去？”
  姨父沉默了半晌，怅然说：“明，你十四岁入伍、十六岁入党，你应该知道，这是对我、也是对你的考验。”
  二十一岁的明叔开始落泪，“我想不通，爹对革命是有功的。”
  “爹的历史上也有污点。”
  “对起义人员还要实行既往不咎的政策，难道爹还比不上一个起义人员？”
  “这是农会的意见，是群众运动，咱不能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
  西屋传来贺奶的哭声。
  接着是贺爷的声音：“你哭啥？你要把胜子的心给哭乱是不是！……”
  贺爷刚刚去街上逛书店，正巧碰上家乡来的民兵逛大街，他认出是坡底镇的乡亲，喜出望外地打招呼说：“啥时候来了？咋不去家里坐坐？”
  乡亲却露出怪异的表情说：“去，咋能不去？农会叫俺接你回去开会哩，就等贺秘书长一句话……”
  贺爷到家，又看了石子他舅寄来的一封信，就吩咐老伴给他打包袱。
  姨父和明叔来到了西屋。
  “你不该瞒着我。”贺爷责备他的长子，“我不会叫你们为难！”
  “爹，你……你叫我给组织上说一声。”
  “你啥也不要说，我眼下就回去，我不能叫人家说这里是我的防空洞。”
  “你回去找死哩？”贺奶哭着说，“前些年我跟你们跑到黄河北，那里的斗争会差点儿吓死我。你想叫用乱棍夯你、用石头砸你哩！”
  姨父解释说：“那是‘急行土改’的错误做法，已经纠正了嘛，现在不会了。不哭，妈，在这个时候……在我爹这个时候……你不能哭，妈，我们都……都不能……”他又尽可能沉静地嘱咐父亲，“爹，你要想开点儿，千万想开点儿，群众运动嘛，你好好想想，过去总有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给群众说说，也叫群众给你说说，总之，爹要想开点儿！”
  警卫员说：“秘书长，家乡人来了！”
  “请他们坐会儿，喝口热茶。”姨父又对父亲说，“他们是奉命行事，爹也不要介意，要理解他们……妈，你有头疼病，你不能哭……”
  贺爷也对贺奶说，“你不能再哭了，快给我打包袱！”
  姨父与明叔出了西屋，正碰上齐楚急急走进来。
  “怎么？”齐楚望着站在门道里的民兵说，“你们二位也到这里来了！”
  “是哩，是哩，俺坡底还等着开会哩！”
  “你们两位同志听我说，这位老人对革命是有贡献的，要保证他的安全，你们回去也要给农会的同志讲清楚，不许动手动脚，不许污辱人格。”
  “是哩，是哩！”民兵掖了掖腰里的“二八盒子”。
  齐楚进了客厅，对我姨父说：“我已经给地委打了电话，让他们通知县委，务必保证老先生的安全，决不可违法乱纪。今天研究治淮问题的会议，你就不要去了，你留下，给老先生好好谈谈。”又叹了一口气，说：“群众对老先生的过去有点怨气，叫群众消消气就是了。”又格外郑重地与我姨父握了握手，匆匆去了。
  姨父还有两个正在上中学的小弟、三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女放学回来，明叔刚刚向他们讲了正在发生的事情，贺爷就挎着一个大包袱出了西屋。他看见了惊呆在院子里的两代人，就定定地站住，说：“你们有工作的好好工作，正上学的好好上学，要以前途为重，不要为我操心。”又向门外的民兵打着招呼，“咱走吧，乡亲，一路上不必提心吊胆，我老了，就是叫我逃跑，我也跑不动了！”
  明叔至今还记得父亲挎着包袱跟随民兵远去的背影，还记得追随着这个背影的一双双含着泪水不敢叫它流出来的眼睛。背影就要消失在保定巷尽头的时候，大家才忽然想起没有任何人向老人说一句送别的话，也没有任何人敢于对他临别的叮嘱作出回应。姨父好像刚刚从一场噩梦中醒来，忙说：“明，你快去……快去送送咱爹！”
  明叔说，他从火车站回来时，西屋一片哭声。贺奶继续用记忆折磨自己，“我知道……他回不来了……我在黄河北见过……再不会有他了……”
  客厅里，只有刚刚下班的三姨陪着姨父，三姨的眼圈红红的，劝慰姨父说：“你也想开点儿嘛，我们也搞过‘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嘛，也错批错斗过不是？我们也得总结教训不是？……”
  姨父看见明叔回来了，急急地问：
  “给爹戴铐了没有？”
  “没有。”
  “车上有座位没有？”
  “爹有座，他俩一个坐着，一个站着，把守着过道。”
  “爹又说啥了？”
  “爹不说话。我跟着火车，跑到站台尽头，爹也没有扭头瞅我。哥，我看咱爹……”明叔忍不住抽泣起来。
  “不哭，不哭，咱爹咋了？”
  “咱伤了爹的心了！”
  一颗最顽强的泪珠从姨父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眼眶里拱了出来，但他毅然用手掌消灭了它，站起来说：“唉，淮河又要闹事了，有个会我不能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