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驿站/ 张一弓

在讲了石头、兔子和蚂蚁之后，好像只剩下堂弟了。不行，必须把堂弟拒之门外。
  他接连吸了半包骆驼牌香烟，然后，开始沉声不响地、一件一件地脱下自己的衣裳，只剩下一条遮羞的短裤。他赤条条地站着，像健美表演那样，时而正面、时而侧面、时而背面地向特工展示他布满全身的伤疤。那是数十个奇形怪状、大小不一的伤疤，有的像一个个紫黑发亮的铜镜，有的像蹩脚的裁缝用粗大的针脚缝起来的一张张歪三扭四的嘴巴，有的像是被钻头钻过以后再也没有复原的揪巴着旋涡的洞口，还有点、片状伤疤组成的奇谲瑰丽的图案，如天女散花，如满天闪烁的星斗。他袒开手臂，挑衅地望着特工，说：“我这一身美丽的花骨朵，是狗咬出来的吗？”他又把大腿翘到了审讯桌上，举起了少了两个脚趾头的右脚、摇晃着小腿骨上一块红赤赤的镜子，“这是‘徐蚌会战’的纪念，还好，还能叫我一颠一拐地跑回来当当‘匪谍’！”他指着自己的胸口，“只剩下这里还少挨了一枪，下手吧，伙计们！立正，枪上膛，瞄准射击！……哈哈，老子革命成功了！哈哈哈哈……”他觉得头昏目眩，猝然跌倒在审讯室里。
  当他醒来的时候，星星正爬在树叶上向他眨眼。他发现自己躺在亚热带的阔叶林里，衣服堆在他的身上。派克金笔却摸不着了，那是他惟一值钱的东西。
  他向树林外边踽踽走去的时候，深信对他的审查已经结束，但他也从此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缉私队的队籍和户籍。以他为“楷模”的缉私队队长见了他，也像是见了麻风病人似地说了一声：“请保重！”就匆匆走开。他开始学会不是为了他的蒋校长而十分亢奋、十二分激昂慷慨地活着，而是站在街头，为兜售一种名叫“红茶饼”的东西练习歌喉，用接近于“黑头”的唱腔叫卖，以类似狞笑的微笑拉拢逃之夭夭的顾客。
  姨父和三姨都搞不清楚“红茶饼”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可以想象出一位三十四岁的上校团长伫立街头，挺直了军人受过枪伤的腰板，用喊惯了口令的嗓门儿叫卖“红茶饼”或是叫卖其它任何“茶饼”的样子。
  “你不该向战俘教导营出示证明。”三姨在责备姨父。
  “不，那是我们对石子应尽的义务。”姨父说。
  在他们经历的年代里，事情的因果关系常常被搞得一塌糊涂。
  贺石终于失去了叫卖“红茶饼”的可能。兜售“红茶饼”的地摊被整饬市容的警靴踢飞了。他决定用一种比警靴消灭“红茶饼”更加简练的方式结束自己。他空着肚子在海湾散步，看到了一块其高度和形状都比较合乎要求的礁石。他爬上礁石，对自己爬行的样子感到不满，又挺直了身子，从礁石上跃起，团身翻，头朝下插进了海水。
  “你不该这样！”姨父说，“这不是你的性格。”
  “是哩。”贺石说，“渔民帮助我改正了错误。”
  渔民把他当成一条大鱼打捞上来，放在一块马鞍形大石头上，让他俯卧出马鞍的形状，挤压他的肚子，迫使他吐出一肚子咸涩的海水、还有少许苦涩的胆汁而绝对没有食物的残渣。一群黄埔军校的校友在《黄埔军校同学录》上找到了他的名字和照片，为他号啕大哭，为他奔走呐喊，呐喊声感天动地。他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身分得到了认可，得以享受了毕业分配时的少尉待遇，接着就办理了退伍手续，成了拿少尉退休金的退伍军人。
  明叔在人民武警部队工作的小女儿来看望从台湾回来的大伯，大伯盯着小侄女的肩章，眼睛唰地一亮，“啊，你也是少尉，你跟你大伯是一个阶级！”
  这位大伯刚刚领得了一个退伍少尉的津贴，就对一个怀抱幼儿、流落街头的寡妇产生了悲悯之情。寡妇的丈夫也是一个败退孤岛的军人，不知因何种罪名病死狱中。贺石用退伍少尉的津贴承担起扶危济困的责任。这位寡妇就是偕同贺石回大陆探亲的夫人。
  “我知足，我很知足！”贺石劝慰久别重逢的亲人，“事后想一想，我对老蒋、对‘党国’也有不忠诚的时候嘛！”他用肩膀碰了碰堂弟，“我窝藏过共匪要犯嘛！我们都还活着，而且见了面，我就很知足了！”
  他从行囊里取出一个金戒指，送给我三姨。
  三姨说：“这是你送给我的第二个金戒指了！”
  “那么，第一个金戒指呢？”
  “那是在四一年嘛，我把它串在裤腰带上，后来就成了我们的革命经费。”
  “啊，怪不得我打了败仗！”
  大家笑得爽朗，却也笑得苦涩。
  深夜，人们都已熟睡的时候，堂弟与堂兄悄悄出现在客厅里。只有一盏落地灯伴着两位老人，用柔和的灯光阅读他们脸上的历史。
  “石子，你为我受苦了！”
  “你为我受苦了，胜子！”
  在长久的沉默之后，胜子说：“我梦见咱爷了？”
  石子说：“我去坟上看了，咱爷在黄土底下还攥着咱俩的红项圈哩！”
  一九九七年三月，贺石病逝于台北，终年八十二岁。
  贺石临终前，在病榻上给我姨父打电话说：“胜子，关爷派周仓来叫我了，我要先走一步了。”姨父说：“你说过还要回来哩，怎能走了呢？你要给周仓说说，你还不到跟他走的时候。”贺石说：“周仓说，他就是带我回去哩！”
  我没有见过贺石大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我去看望姨父时，才得知贺石大伯已成古人。姨父问我，你知道台湾新党的F先生吗？我说知道，常在报纸和电视新闻里看到他，一个长得很帅气的中年人，是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的。姨父说，他就是贺石抚养成人的养子，曾留学美国，拿到了两个学位，当过蒋经国的秘书，眼下，正为两岸的统一奔忙，很有出息。
  我到坡底镇看望了狗娃夫妻和留在他们身边的一个女儿。狗娃表弟也有五十多岁了，两鬓已经斑白。他领我去看了关爷庙，那里仍是镇上的小学。正是放学时候，我们进了大殿。阳光从雕花的窗棂里斜射进来，把扑朔迷离的光斑和一根根老柱子的阴影印在地上。大殿里静悄悄、空荡荡的，好像仍旧是聚会的地方。地上铺着清朝乾隆年间的方砖，却留着一大块没有铺砖的黑土地面。狗娃表弟说，那是当年关爷站的地方，大殿小修过几次，怕关爷回来找不到地方，就留着这块黑土，让关爷回来时落脚。
  出了关爷庙向东，在村边小河岸上，有狗娃表弟的长长一绺“责任田”。麦苗绿茵茵的，长得很旺。他在地头拔了一株野草说，这草小名“毛毛狗”，大名野麦穗，活得可泼皮了。我问他，草都有个大名，你咋没个大名？他说，我爹回来时，我也问过。我爹说，你就叫狗娃，贺家的人都走完了，留着你这个狗娃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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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劈破玉
  我不能冷落了父亲。我要回到我童年的驿站上，与父亲一路同行。
  比着大舅、姨父和他们的家族，父亲是一个孤独而脆弱的“异类”。他没有显赫的家世和可以为他遮风避雨的庄园，没有自己的“同志”和同志们共同拥有的“主义”，没有赴汤蹈火的牺牲，也没有可供炫耀的胜利。但他“分享”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属于全民族的战争，在黑衣牧士的祈祷声中踽踽独行，追随着遥远的只属于自己的星辰。
  我记得，在漯河油坊胡同的大杂院里，母亲接待并送走了姨父和三姨之后，老鼠开始在夜间出动，在父亲留下的破皮箱上“吱吱”地咬架、“咚咚”地赛跑。被关在破皮箱里有两年之久的小黑驴儿也踢蹬着箱盖，摇响脑门上的铃铛躁动欲出。那时候，我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我的目光能够穿透皮箱，看见那本厚书里的宛儿姨正在凄凄惶惶地眨巴眼睛。
  父亲终于从北平回来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发生了日本偷袭美国夏威夷军事基地的“珍珠港事变”。九日晨，鬼子宪兵就猝然闯进燕京大学，宣布封闭学校，逮捕校长司徒雷登和教职员、学生多人。父亲得到邮政所的帮助，装扮成一个邮差，只身逃出了“燕园”。父亲走进漯河油坊胡同的时候，身着邮差的草绿色制服，随身携带的全部家当就是耷拉在肩上的一只邮袋。他从肩上取下邮袋，如同捡了一个大便宜似地举在手中，向我母亲夸耀：“两年辛苦，尽在此囊中！”母亲从邮袋里取出来的却只是一大叠稿纸，那是父亲在燕大讲授“文学概论”时边写边讲的讲义。
  父亲又背着这一叠讲义去H大学任教。H大学已经流亡到了豫西山区一个名叫潭头的村寨。我家住进了紧靠寨门的一个农家小院。还有一个财主家的宅院变成了“教授大院”。父亲与文学院的教授们一起，在那里各自拥有一间贴着洁白窗纸的书房，每天晚上都可以享受由一位名叫王喜欢的工友统一配给的二两灯油、两根灯草。父亲每天都要用尽二两灯油，然后静静地坐着，用疲惫的眼神望着渐渐昏暗下来的油灯。灯草躺在耗干了灯油的灯碗里，“吱吱”地尖叫着，扑闪着最后的光亮，瞬间烧尽了自己。这时候，父亲仍旧坐在黑暗里。我可以听见父亲的心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沉重跳动的声音，还多次听到他神秘的低语：“劈破玉，劈破玉……”
  在潭头，在此后我们被迫逃亡的每一个驿站上，我都听见父亲向隐士和学士、向盲琴师和女艺人、向天上的流云和地下的流萤、向窗外的月光和窗内的油灯发出同样的低语：劈破玉，劈破玉……好像是在呼叫一个神秘的女巫或是在破译一个美丽的谜语、追寻一个神奇的梦境或是叹惜一块破碎的璞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