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天品青铜时代

三部即将上映的孔子戏分别找李贞贤、周迅、李欣汝来演南子，估计都不及历史上南子的十分之一。南子是宋国人，出嫁前就和公子朝（当时的潘安、宋玉）私通，后来卫灵公还主动替老婆把情夫公子朝请到卫国，因为卫灵公始终坚信“要想日子过得去，就得头上带点绿”的人生信条。
    卫灵公、南子和公子朝喜欢搞3P，也都能接受这种新奇的生活体验，但作为常人的太子蒯聩理解不了啊！有次蒯聩到宋国就听见连路边的乡巴佬都嘲笑他亲娘是母猪，怎么还不还宋国的帅公猪（公子朝）啊？蒯聩一气之下，决定派刺客杀掉他亲妈南子，结果事败后流亡晋国。蒯聩和秦始皇一样，摊上了一个那样的母亲，觉得很没面子，只不过蒯聩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手段——杀母，而秦始皇碍于舆论没有完全冷落赵姬。南子在精神上还有卫灵公和公子朝支持她，不算孤独，而赵姬的命就苦多了，吕不韦、异人、嫪毐和嬴政都把她当工具，根本没有人在乎她的个人感受。
    卫灵公死后，长孙姬辄即位，赵鞅利用这次机会送给卫君一个太上皇——蒯聩，至少在法理上来说卫国无法拒绝，好比岳飞要迎回二圣宋高宗不敢明面上反对一样。可能是蒯聩的气数还没到，又流亡了十三年，后来也是在晋国支持下复辟的，只不过技术上对他最大帮助的还是他姐姐，因为他姐姐年轻轻守寡，又和家奴私通，想为自己谋个出路，领着弟弟打儿子，简直是栾祁杀子故事的拷贝。
    赵鞅扫清范氏和中行氏余党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杀窦鸣犊、舜华同曹操杀荀彧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是怕知识分子造反，因为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只不过是在舆论上为儿子扫清障碍，虽然和平年代还是需要这些保皇党的，但至少在篡位期成了绊脚石。
    赵简子能成功的首要原因是对人才的重视，他用人真是不拘一格，别人不敢用的他敢用，而且重用，比如用阳虎为首席谋士；别人都认为差劲的人，他给人家一个面试机会；对提反对意见的周舍大加褒扬，对溜须拍马的人给予严厉惩处，不像中行寅尊贤者却不用贤者，贱不肖者却不斥不肖者。赵鞅和中行寅的性格差异，如同曹操和袁绍一样，只不过曹操是站在巨人肩上的政治家，所以比赵鞅要稳健一些，不过也可能是天性使然。
    赵鞅死后三十年记录很少，风水轮到智跞的孙子智瑶这儿了。智跞此人不简单，虽然智氏基本上不结盟不树敌，但在政治上成熟老道，智跞可是一般不出手，出手不一般呐！他在政坛这几十年只有两次对内政发表意见，第一次结果是祁氏、羊舌氏两家覆灭，第二次结果是范氏、中行氏两家覆灭。到了孙子智瑶当首相的时候，智氏人丁兴旺、后继有人。智瑶的缺点就是太优秀了，人太优秀就容易骄傲。智瑶在对外战争方面可谓战功赫赫，但主要功劳还是对赤狄（继承范鞅和赵鞅遗志伐中山）。智瑶人长得帅，也很有计谋：在灭仇犹国时道路艰险，就送了一个大钟给仇犹国君，结果仇犹人免费给晋国人修路，钟送到七天后仇犹国就灭亡了；虽然智瑶的伐卫三策都被识破了，但都比较有创意，第一计有点模仿木马计的味道，在送吴国使臣回国时派豪华巨轮，内藏大批军队，第二计是拷贝晋献公假道伐虢，第三计属于苦肉计，故意驱逐世子荀颜，然后里应外，拿下卫国。
    三家分晋，其实就是三家分智，因为公室这个癞蛤蟆已经吃不到天鹅肉了，印证了物极必反的道理，智瑶凭个人能力一家独大，威胁到另外三家的安全。一是因为智伯还不具备一夜间灭掉三家的实力，赵家两代人经营晋阳城，而且赵无恤吞并了代地，实力不容小觑；二是因为智瑶太跋扈（羞辱赵襄子和韩康子）；三是智伯不知体恤民情，建华美宫殿，必然税收很高；四是智瑶太忽视韩魏两家了，智瑶聪明到连厨子丢了一筐炭都能觉察到，但聪明反被聪明误，忽视了韩魏反水的惊天大变，可以说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晋国被瓜分，再也没有问鼎天下的机会，顶多只能当个最佳配角，难以同秦齐楚这些超级大国相匹敌。
    豫让代表着刺客的无奈，理想无法实现，又没有系统的培训，个人战斗力及其有限，只能在死上作文章了。死也要做理想主义者，虽然只是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豫让不是苟且偷生之辈，他作为刺客形象代言人是合格的，是一种贵族精神和刺客职业相结合的无奈，就是死也要在仇人的衣服刺上两剑，就是下九泉也算给主人报仇了！我觉得豫让和荆轲一样原本对刺客很不屑，刺杀只不过是他们思想的宣泄，用心做刺客的专诸、要离、聂政，本身就是平民，所以都成功了。像豫让、荆轲这类破落贵族，总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没有全心投入到刺客这个职业上了，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PS:本回的一些史料和观点，源于虎公的《大国上卿：晋国诸卿家族史》，在这里要说一声谢谢，明天我将把高三时写的一篇赵襄子时代的小说《磨笄山》附录上去。
第三卷 梦天品鳄鱼战争 二、大魏文侯
    二、大魏文侯
    三家分晋后，由于赵襄子率先挑起反抗智瑶的大旗，所以赵氏分到的地盘也最多，韩魏两家相对少一些，有好事的网友说韩赵魏三家土地面积比例是2：4：3，不管怎么说三晋的地图真是唇齿相依，不像人家美国各州的地图那样整齐划一，往往国内领土之间交流起来还得向别国借道。而魏国领土主要包括河东（大概在我的老家山西运城，魏国旧都安邑就在此）和河内（大概在现今河南的北部一带，魏国新都大梁就在此），这两个地区倒是勉强可以连通，但是被韩国平阳（山西临汾）和上党（山西长治）扼住了太行山要道，现今从大梁（开封）到安邑（运城）无论走哪条路都得经过韩国地界，魏国领土像个哑铃似的，要是在自己领土上行走极不方便，属于典型的飞地，和现在河北的三河、香河被北京、天津割裂一般。三晋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全国皆是前线，所以魏国强大的时候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过多树敌也并非它的本意，只不过是四面受敌下的条件反射罢了。
    魏家掌门人魏文侯接手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几十年历史教训让他做出三晋暂时不能内斗的决定，如果内斗估计三晋还没崛起就会衰落。还好魏国有一百三十二平方公里的盐池（号称中国死海，运城得名也因其为元朝盐运司所在地）来获利，齐国的富强主要是海盐的功劳，北宋的盐税就占了全部税收的一半，盐池之于魏国就和煤矿之于山西一样重要。
    和平年代倒是好说，但国家被封锁时不可能让人拿盐当饭吃啊，我高中一同学家就是盐池边儿上的，破盐碱地连庄稼都种不了，老百姓只能到盐池里捉虫子当鱼饵卖挣点小钱。魏国要发展，主要任务就是把飞地连接起来，而连通飞地就必须强兵，强兵的先决条件就是富国，只有国家富裕了才能养活起军队。海归李悝（曾申的学生）在做了一番详尽的调查统计后为魏文侯算了一笔账，说明为什么当时农民积极性不高：魏国耕地面积有三分之二，如果精耕细作的话每亩就会增产三斗，如果不勤快就会减产三斗。具体到五口之家的农户，种地100亩（百亩相当于现在的20～30亩），正常年景亩产也就1.5石，全年毛收入就是150石（百石折合现在的20市石左右）。土地税按王者之政10%来算，一家还剩135石，除去全家口粮一年只能盈余45石。按当时每石粮食30文的市场价来算，也就是1350文。再除去地方摊派300文，真正能利用的就只剩1050文了。而且每人每年买衣服要花300文，总共1500文，每家每年还得倒贴450文，另外看病花销和官员敛财等问题还没考虑进去。农民生活困苦主要原因就是荒年吃不饱粮价高地吓人，丰年的时候多收了三五斗又被中间商盘剥了，所以李悝制定了平籴法。“平籴法”是管仲农业改革和范蠡“平粜法”的升级版，理论依据是计然（范蠡的老师）的经济学著作（计然曾指出每石粮食的价格在20～90之间波动，如果20则会影响到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如果90则会影响到消费者，甚至影响市场经济，政府应该使粮价控制在30～80之间），主要是为了打击中间商，但分类更科学了。
    李悝进一步指出如果粮食价格过低伤农的话国家就会贫困，如果粮食价格过高损害到所有消费者利益，百姓就会逃到别国去，人口一减少兵员就减少了，形成恶性循环国家就无人保卫，甚至灭亡。因此“平籴法”把丰年分为上熟（600石）、中熟（450石）、下熟（300石）三个等级，灾年分为小饥（100石）、中饥（70石）和大饥（30石）三个等级，收购粮食要根据年景来决定。上熟时国家收购多余的三倍囤积，中熟收购多余的两倍粮食，下熟收购多余的一倍粮食，小饥之年政府就出售下熟之年的存粮，中饥之年就抛售中熟之年的存粮，大饥之年就售出上熟年景买来的粮食，这样粮价就稳定了，粮价一稳所有的物价都稳了，百姓灾年也能安居乐业，好年景时农民也免于被盘剥，积极性自然就高了，种田会更卖力了！小河有水大河满，百姓都富足了魏国也就富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