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春秋

年轻而狂怒的张良与二十世纪的恐怖分子们暗中通了消息。
  那年的周作人在《亦报》上开了一个专栏，专栏作家的职业病是失语的焦虑。当看到博浪沙那一幕时，他想必是松了口气－－至少他找到了打发今天这五六百字的一个话题。
  于是，一九九四年的夏天，我发现周作人与张良在匆忙中擦身而过，如果他悠然无所用心，也许他会顺手揪住张良的真正破绽－－博浪沙后，“良乃更名姓，亡下邳。”接着，司马迁写道：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圮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当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那趿着破鞋的老头儿果真飘然而去，化作了一尊黄石？在一九九四年，你只要说那老头儿是什么什么大师，这多半会有人信。顺便说一句，张良晚年辟谷入静，想必也是开了天目的大师。但我宁可相信那老人是位眼看就要空老隆中的卧龙，当他感到历史的疾风猛雨正自天际翻卷而来的时候，他设法找到了曾经“振动天下”的张良，欲以张良为工具去干预自己身后的历史；或者，他要与张良达成一笔两利的交易，他将张良封为天意的选民，张良则把他引入他无缘参与的历史。
  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其中有大智慧和大悲凉。在圮上桥边的那个夜晚，老人痛切地感受着历史的宏伟壮阔和生命的微渺脆弱，那时他可能真的情愿物化黄石，超然于时间之外，看云起日落。
  也许，还有第三个故事－－张良飞起一脚就把个糟老头儿踹下了桥去。在那之后的某个凉爽秋夜，他白衣胜雪，临风而立。衣袖猎猎飘动，张良仰望着星光灿烂的夜空。此人将“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这是他的祖父和父亲毕生扮演的角色，张良把这个角色视为天职，张家世代相韩似乎仅仅是他的定场锣鼓。钟鸣鼎食的岁月滋养出一株最考究的奇花，张良知道，他从他所生长的伟大传统中汲取的智慧和激情将使这场演出完美如梦。此刻，他注视着剧情中已经呈现的部分：“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突然，一个灵感、一个真正的计谋，随着那位老人浮上心头，仿佛找准了拼图中最关键的一块，散乱的片断便获得了秩序和意义。张良的嘴角若有若无着一丝微笑，为了自己的大胆和机智……
  遥远的圮上桥边发生了什么或没有发生什么，终究是个不可企及的问题。因为你不可能穿透张良毫无旁证的叙述。《圣经》开宗明义第一句：“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有人刁钻地下一转语：“但当时没有人在现场看。”如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这是叙述学上无从克服的疑难，你只能信任张良，或者怀疑他。满身血泪的太史公从他残破的命运中惊叹地注视着张良潇洒雍容的背影，他看着张良入世而出世，了无牵滞，那雪白的长袍甚至没有沾上一星灰尘，这情景一定使司马迁无限仰慕和向往。于是他和张良结成了隐密的同盟，把张良的叙述写入历史的正文。他不是没有疑虑，他说：“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但他宁愿张良的一生完美如戏，因为完美的人生是他自己的一个伤心的梦。就这样，他专横地为一个可疑的神话戴上了合法的冠冕，从此张良就统治了携书仗剑，奔走于泥泞之中的人们的梦境。
  我曾经以为我已经揪住了张良的破绽，将以理性的名义对他实施一次胜算在握的谋杀。但当我写到“从此张良就统治了携书仗剑，奔走于泥泞中的人们的梦境”时，我想我这一剑已经刺空，因为张良并不活在文本中，他活在他人的梦境里。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年。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看到《三岔口》，追光灯在舞台上打出一个明亮的光柱，两个人屏息敛气，全神贯注地互相搜寻。雪亮的刀锋贴着对方的头顶划过，他们对面凝视，就是不能穿过那虚拟的黑暗看到对方，这曾使我大为焦躁。
  此时，我可能已经理解了《三岔口》的预定规则：他们决不能看到对方，就像人和历史之间横亘着词语构成的明亮的黑暗。但他们必将感到对方的存在，被对方驱迫和统治，于是他们尖锐地感到了自己的存在。
  伪经制造者
  路易·梅纳德，十九世纪的法国诗人兼画家和发明家，他炮制的一种化学物质珂珞酊据说对摄影术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我注意到梅先生却是因为他的另一项事业：义务为古人当枪手，他写出了埃斯库罗斯现已失传的剧本《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还替狄德罗写出了《咖啡馆的魔王》，他认为狄德罗应该写这么一篇文章，应该写而没写，梅先生很生气，只好替他写；如果不是被法朗士看出破绽，该文章还真的就被收进《狄德罗选集》里去了。
  梅先生的这一爱好给一个阿根廷少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伪造的经典，这成为该少年日后持久冥思的主题——日后，少年成了小说家博尔赫斯，为了纪念梅先生，他写了一篇幽默而晦涩的小说《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
  如上所述，梅先生的伪经制造者生涯其实是不成功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群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窃以为，博尔赫斯还是不够“博”，后来他当上了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的馆长，本来可能在迷宫般的书库中遭遇一册寂寞的中文书，其中记载着一个远为神奇的伪经故事。当然，他不懂中文，即使懂也没用了，上帝和这位狂热的爱书者开了个玩笑：赐给他八十万册图书以及黑暗，他差不多在当上馆长的同时双目失明。
  在那个被博尔赫斯错过的中国故事中，主角也是一位国立图书馆的馆长：公元前八年，刘歆继承父业，主持西汉宫廷的藏书阁，负责校勘群经。
  然后，据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的描述，正当盛年的刘歆双目亮如灯笼，他焚膏继晷，不吃不睡，左手不释卷，右手不停挥，大群腰酸背疼的书生把如山的简册搬运到他的面前再从他的面前搬走，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完成了有史以来最壮观的作伪工程，其规模之大一百个梅先生加一个博尔赫斯先生都无从想象。
  他到底干了什么？康先生告诉我们，这位刘歆，他替古人写出了《左传》、《毛诗》、《周礼》等等一系列典籍，为了骗过同代和后代，他还把天下之书差不多篡改了一遍，比如，为了让我们相信春秋时真有一位名为左丘明的盲人写出了如此这般的一部《左传》，他不得不替老前辈司马迁改文章，把刘版《左传》中的文字塞进《史记》。这还不够，据钱玄同先生揭发，为了证明他的赝品来历清楚，刘歆甚至自创了一整套先秦汉字……
  ——只手遮天，掩尽天下耳目。我替鲁迅和胡适各写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我还修改当时和现在的报纸、编造当时和现在人的日记和书信和评论，以至二00六年和二一00年的人们都相信那确实是鲁先生和胡先生的作品——我的神啊，是我疯了还是讲故事的人疯了还是这个世界全疯了？
  康、钱二先生当然没疯。如果我们愿意相信刘歆是古往今来头一号的黑客、绝世的超人，那么在他的时代事情并非绝对不可想象：没有纸，没有印刷术，书本来就少，又被秦始皇一把火烧了大半，剩下的几乎就是国宝，常常是只有皇宫内院藏着一册两册，如果馆长先生愿意，他确实有可能把私货塞进馆藏，宣布那是独存于世的典籍。
  而且，康先生和钱先生的指控还有一个有力的旁证：从秦到汉，书生们也确实热衷于伪造经典。
  遥想秦汉时代，广袤的华夏大地上，书生一度是珍稀濒危物种——本来就不多，又被秦始皇活埋了不少，剩下的各自躲在阴暗的角落，喘息着，守一盏如豆孤灯，听天地间大风横行，他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像那位姓伏的山东老儒生一样，活着，并且要记住，竭尽全力把被焚毁的典籍记在心里；另一件事就是，大家都做梅先生——从秦到汉，一二百年间，中国书生们一直在辛辛苦苦地替他们的古人写书，不署名、无报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朋友，用尽平生所学，在竹简上一字一字地书写，终于，那无名的书生对自己说：就在此刻，又一部伟大的典籍重新出世……
  这件事的结果是，我们很难确认我们的一些基本典籍是否像传说的那样古老，或者它的作者究竟是谁。比如《礼记》写于何时？《管子》是谁写的？《尚书》中哪一篇是古君王的文告哪一篇是后人的编造？《庄子》中哪些篇章是庄子的作品哪些是后人的手笔？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其后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学问家分成今文和古文两大学派，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谁真谁假或者谁更真谁更假，而且这种争论照例演变成了比谁道德更高尚，比谁更会讲故事。
  到了清末民初，今文学派出了康与钱两位大师，这两位中，康是讲故事的能手，亲身经历的百日维新都被他自己忽悠得云遮雾绕，而钱先生是五四运动摧枯拉朽的先锋，两位加在一起，学问和想象力和激情均非博尔赫斯能及，讲出的故事撼天动地：刘歆是有史以来最大胆、最成功的伪经制造者，造一个大鼓把中国人蒙了两千年，如今真相大白，传统文化的根基就此碎裂——康写《新学伪经考》，立意就在旧章不可信，从此要维新；钱更是激进，由怀疑一切到打倒一切，既然连《说文解字》里的古文都是假的、都是刘歆伪造的，索性把汉字废了，改用罗马字母，让时间和文化从现在开始，咱们创造一个如假包换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