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那些事儿

对于马吉翔这样很有“意识”的“好同志”，积极性还是值得表彰和保护的。
  永历六年（1652年）六月，孙可望从贵阳发来劄谕（“国主”专用文书，实际上取代了“圣旨”）。朱由榔扫了一眼，鼻子都气歪了。
  劄谕中写道：“凡朝廷内外机务，惟执事力为仔肩。若有不法臣工，一听戎政、勇卫两衙门参处，以息纷嚣。”（“执事”指马吉翔，“戎政”、“勇卫”分别归他和庞天寿管辖。）——全听马吉翔的，还要我这个皇帝干什么？
  “逃跑帝”朱由榔这些年亡命天涯，什么艰难的路都走过，什么无耻的人都见过。但是，见过无耻的，却没见过孙可望、马吉翔这样以无耻为荣的！
  即使要“逆天”，也该低调一些吧？
  孙可望、马吉翔如此明目张胆，“位高权重”的朱由榔、吴贞毓敢怒不敢言，徐极（吏科给事中）、林青阳（兵部武选司员外郎）、胡士瑞（兵部武选司主事）、张鐫（兵部职方司主事）、蔡縯（工部营缮司员外郎）等中下级官员却是豁得出去的“愤青”，纷纷上疏弹劾马吉翔、庞天寿。（“愤青”的胆子不是无极限，他们目前还不敢将矛头指向孙可望。）
  朱由榔希望顺水推舟，趁机治马吉翔、庞天寿的罪，转念一想又软下来了。打狗还得看主人，万一把孙可望逼急了，他什么缺德事儿干不出来！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朱由榔决定忍了，但他认识到了一个真理：孙可望，没指望！
  认识到孙可望不靠谱容易，问题是如今还有能指望的人吗？这个还真有——“报国精忠，久播中外，军声丕振”的“战神”李定国！
  不仅朱由榔有此想法，所有看孙可望不顺眼的人也都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李定国远在两广，要想指望得上，至少得派人去联络吧？
  派谁去？
  谁敢去？
  怎么瞒过马吉翔、庞天寿从安龙出去？
  血溅安龙
  一堆难题，当一群豁得出去的“愤青”聚拢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就不再是问题了。除了前面提到的一群“愤青”以外，内监张天禄、全为国也加入进来，一股正义的力量正在安龙集结。
  经与朱由榔、吴贞毓商议，“愤青”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朱由榔下一道密旨，派人前往广西联络，召李定国率军回安龙“护驾”。
  “愤青”林青阳自告奋勇充当使臣，以“请假归葬”为掩护，避开马吉翔、庞天寿的监视，于永历六年（1652年）十一月秘密离开安龙，赶赴广西寻找李定国。
  半年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林青阳却杳无音讯，没有人知道这人到底逛哪儿去了。这也不能怪他，李定国当时正带着大军在广东忙活，林青阳找不到实属正常。
  朱由榔不知道林青阳出了什么状况，但肯定不能这么无谓地等下去，必须尽快另行派人前往。吴贞毓推荐了翰林孔目周官，朱由榔以南宁需要重臣驻守为由，将马吉翔撵出安龙，周官于永历七年（1653年）六月秘密前往广西。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周官赶到广西遇见林青阳，二人很快联络上了李定国的部将常荣，得知李定国正在广东高州休整。朱由榔的密诏，终于由周官、林青阳交到了李定国的手里。
  在肇庆打了一次败仗，李定国正窝着一肚子火。见到安龙派来的使臣，得知“狗改不了吃屎”的孙可望竟然打起了朱由榔的主意，李定国顿时火冒三丈，当场表态“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
  李定国让朱由榔“稍忍待之”，因为他此时正在兴头上，已联络好郑成功，准备东西夹击广东，实现“三南并举”。
  找不到人要等，找到了人还要等，“夜长梦多”这句至理明言，真是用鲜血换来的。
  就在耐心等待李定国的这段时间里，永历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事情的起因，是马吉翔得知了密召李定国的内幕。
  朱由榔两次派人到广西联络李定国，都特别注意避开马吉翔的耳目，甚至将马吉翔撵出了安龙。马吉翔此时远在南宁，怎么会知道如此绝密之事呢？
  这完全是一次相当偶然的意外。
  马吉翔抵达广西后，意外地遇到了来自李定国军中的刘议新。一个是朝中重臣，一个是军中将领，俩货确实没有多少共同语言。聊无可聊之时，自然而然地开始“八卦”近期发生的“新鲜事”，头号新闻当然就是朝廷密召李定国。
  这下麻烦了，密召李定国的事，刘议新知道，但马吉翔不知道。更麻烦的是，刘议新不知道马吉翔不知道，更不知道是朝廷故意让马吉翔不知道。一来二去，马吉翔得知了整个密谋的详情。刘议新不仅“八卦”得绘声绘色，还想当然地对新闻进行“再创作”，说李定国的大军很快就要开拔赶赴安龙了。（西藩接敕感泣，不日亲往安龙迎驾。）
  马吉翔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吓得不轻。（闻之大惧）送走刘议新之后，马吉翔赶紧派人到贵阳给孙可望“爆料”。
  永历八年（1654年）正月初六，接到“爆料”的孙可望派心腹郑国、王爱秀赶赴安龙“破案”。
  说实话，这“案子”做得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除了保密工作做得好一点（最后还是出了纰漏），根本没有什么“反侦查”的意识和准备。
  郑国、王爱秀也懒得兜圈子，直接找到朱由榔头上，劈头盖脸一顿询问，“索首事之人”。身为皇帝的朱由榔被逼得战战兢兢，只是一味地推诿搪塞，矢口否认，说“密敕一事，朝中臣子必不敢做”。
  朱由榔咬死不认，狗仗人势的郑国、王爱秀虽然气焰嚣张，但也不敢拿穿着黄袍的朱由榔怎么样。两人为了尽快交差，决定找其他人下手。
  你不招，总会有人招；收拾不了你，收拾得了别人！
  撂开朱由榔，安龙最大的人物就属吴贞毓了。但是，如果他也咬死不认，又身为首辅，搞刑讯逼供还是不方便。为了尽快找到突破口，郑国、王爱秀串通庞天寿，经过两个月的摸排，基本上弄清了当初搞密谋的“嫌疑人”。
  三月初六，郑国、王爱秀利用庞天寿掌管的勇卫衙门，拘捕了吴贞毓、蒋乾昌等二十多名“嫌疑人”。他们不敢动朱由榔和吴贞毓，但对蒋乾昌这样的“小虾米”就毫无顾忌了。一时间，牢房里哀嚎不断，蒋乾昌等人被打得遍体鳞伤，“痛苦难禁，惟呼二祖列宗”。
  “愤青”们光挨打不认账，郑国、王爱秀又找朱由榔指认，朱由榔也忍不住了，对着俩走狗吼道：“汝等逼朕认出，朕知是谁？汝等晓得，何不直说？”
  “老大”和“马仔”都咬死不认账，只有继续逼供“马仔”。“嫌疑人”蔡縯终于耗不下去了，他不是怕挨打，而是担心再这么下去，迟早要弄到朱由榔的头上。众“愤青”经过商议，一致决定舍车保帅，避免玉石俱焚。
  “愤青”们“认罪”了，但一口咬定此事“未经奏明”，与朱由榔毫无瓜葛。郑国等人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的罪名定了案，报给贵阳的孙可望裁决。孙可望很快就下达了“判决令”：
  ——首犯张镌、张福禄、全为国，处凌迟。
  ——从犯蒋乾昌、徐极、林钟、赵赓禹、蔡縯、郑允元、周允吉、李颀、胡士瑞、朱议、李元开、朱东旦、任斗墟、易士佳，处斩。
  ——主谋吴贞毓，勒令自尽。
  ——其他涉案人员领棍刑有差。
  三月二十日，十八位“愤青”以各种方式慷慨就义，史称“安龙十八先生案”。
  保护朱由榔！
  “安龙血案”后，孙可望对永历朝廷和朱由榔的控制更加严密，距“谋朝篡位”又近了一步。
  永历八年（1654年）五月到六月间，孙可望一度从贵阳返回昆明，筹备登基事宜。但是，外有“战神”李定国、内有“衰神”刘文秀，孙可望还是觉得阻力太大，时机不够成熟。不过，孙可望的筹备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甚至国号都已经想好了。（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受。）
  孙可望决定耐心地等待，但李定国并不想给他实现“终极梦想”的机会。第二次进军广东落败之后，李定国对言而无信的郑成功失去了信心，决定先回安龙救永历朝廷于水火。
  永历九年（1655年）秋，李定国率大军从广西出发，返回安龙。孙可望得知情报，赶紧派刘镇国、关有才赴田州（今广西田阳）驻防拦截，又下令在李定国大军即将经过的地方坚壁清野，企图饿死李定国。（凡定国必过之地尽焚刍粮，以绝其归路。）
  孙可望的小把戏哪里拦得住“战神”，李定国率精锐举着孙可望的帅旗，用了三天时间便进抵田州，将刘镇国、关有才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二人稀里糊涂挨了一顿揍，索性弃城而逃。李定国又打出自己的旗号，安抚守城军士，承诺“若等归营，吾将劳汝”，避免了同室操戈的惨剧。
  广西的阻击防线被瓦解，孙可望又派白文选赶赴安龙，帮朱由榔“搬家”到贵阳，给李定国来一个釜底抽薪。——我把人接走，看你护谁去！
  十月，白文选来到安龙，向朱由榔传达了“搬家”的要求，顿时“合宫惨哭”，哀嚎不绝。孙可望相当阴毒，白文选却良心未泯。他犹豫了：自己真要助纣为虐，留下千古骂名吗？
  对于白文选而言，这是一次极其痛苦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