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那些事儿

  孙可望对自己有知遇之恩，虽然白文选对“恩主”的飞扬跋扈颇有微辞，但关键时刻不能“不义”。
  朱由榔是永历朝廷正儿八经的皇帝，正值危难之时，白文选又不能“不忠”。
  忠义不能两全，白文选思来想去，最终做出了一个将来不会后悔的决定——保护朱由榔！
  白文选赖在安龙不挪窝，孙可望急眼了，又在十二月派心腹前往安龙催促。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白文选以“安龙地方僻小、招募民工不易”为由，一再拖延时日，等待李定国大军前来护驾。
  永历十年（1656年）正月，已接近贵州边境的李定国派部将杨祥先期前往安龙报信。在距离安龙五十里时，杨祥被退守在此的刘镇国部擒获。杨祥被押到白文选这里，谎称自己是孙可望派来打前站的。（国主令我来督催道府州县预备粮草，以候国主之至耳。）
  白文选明知杨祥说谎，却决定“好人做到底”，不仅装聋作哑、信以为真，还当场释放了杨祥，让他在安龙自由活动。杨祥得以觐见朱由榔，通报了李定国大军的情况，随后离开安龙，返回李定国军中。
  李定国大军即将抵达安龙的消息不胫而走，已决心“匡扶正义”的白文选继续拖延，孙可望的死党叶应祯深感事不宜迟，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正月十六日，叶应祯率随身士兵进宫，武力威逼朱由榔动身前往贵阳。朱由榔带着一群手无寸铁的宫女，唯一的办法就是哭，一时间“宫中哭声彻内外”。白文选得知消息，赶紧带着部队前来救驾，制止了叶应祯的鲁莽行为。
  当然，白文选现在还不想跟孙可望彻底翻脸，对于叶应祯这个领导的心腹，白文选还是要讲一点策略的。他对叶应祯的训斥颇有一点“苦口婆心”的味道：你着什么急嘛，万一弄坏了这些花花草草，“国主”怪罪下来，是你领死还是我担责？（事须缓宽，若迫促至此，朝廷玉叶金枝，不同尔我性命。万一变生意外，若能任其责乎？）
  白文选的军阶较高，叶应祯也不敢硬顶，只能就此作罢。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之后的二十二日，李定国大军终于到了！
  随着“护驾”大军姗姗来迟，安龙上演了一出精彩纷呈的“浮世绘”——朱由榔喜出望外、白文选暗中欢喜、叶应祯拔腿开溜、庞天寿惊若寒蝉……
  在安龙苦熬了几年的永历君臣，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弹冠相庆还为时过早，朱由榔、李定国不得不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接下来，该怎么办？
  为什么说是“生死攸关”呢？
  ——凭李定国目前的实力，打不过孙可望。
  李定国两征广东均吃败仗，兵力消耗巨大，孙可望的部队则主要在贵州“休养生息”。此消彼长，双方的实力对比已发生逆转。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战神难打无兵之仗！
  留在安龙，早晚要被近在咫尺的孙可望收拾，因此必须“搬家”。搬哪儿去呢？李定国摊开地图，指向一个地方——昆明。
  远离危险，朱由榔举双手赞成，就这么定了！
  事不宜迟，必须赶紧动身，以免夜长梦多。正月二十六日，朱由榔在李定国大军的护送下离开安龙，一路上马不停蹄，于二月十一日抵达云南曲靖。
  到了曲靖，暂时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昆明需要“打扫打扫”。
  李定国选择昆明，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云南其实并不“干净”，昆明有王尚礼驻守，楚雄有王自奇，武定还有贺九仪，这仨人都是孙可望的铁杆亲信，共计掌握着两万多的军队。刘文秀、沐天波倒是可以争取到的同盟，但要么忙着种花弄鸟，要么顶着空头衔，只有一个共同点——没兵。
  在这种情况下，硬着头皮进昆明，很有可能是送死。朱由榔、李定国来到曲靖，不可避免地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得知朱由榔、李定国即将进抵昆明，刘文秀、沐天波也陷入了两难境地。迎入昆明，便是背叛孙可望；拒之门外，又是背叛朱由榔。刘文秀跟白文选一样，也面临着一个要么不义、要么不忠的痛苦抉择。
  商议来商议去，两人讨论不出一个结果，刘文秀决定先探探虚实再说。刘文秀先以“勒兵守城”的名义稳住王尚礼，自己暗中前往曲靖与李定国见面。
  根据《明季南略》的记载，两人的对话颇有一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当时，刘文秀向李定国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我辈将以秦王为董卓，但恐诛卓之后又有曹操。”
  刘文秀的哑谜其实很直白，他担心李定国到了昆明之后会步孙可望的后尘，今后又难免同室操戈。为了打消刘文秀的顾虑，李定国“指天誓日”，并与刘文秀约定：“秦王若尊永历，我辈当尊秦王”，给孙可望一个台阶下。
  后来，李定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步了孙可望的后尘，这一段“未卜先知”的记载，可信度并不高。不过，刘文秀打探李定国的虚实，并一致决定给孙可望“悔过自新”的机会，避免手足相残、自毁长城的惨剧，应当是符合逻辑的。
  移跸昆明的道路打通，李定国率大军兵临城下。王尚礼不清楚李定国的实力，暂时也不敢轻举妄动。三月十六日，朱由榔进入昆明，远在蛮荒的昆明百姓第一次目睹“真龙”，纷纷沿街而跪，“遮道相迎，至有望之泣下者”。
  成功“搬家”意味着顺利脱险，朱由榔发自内心的喜悦。
  四月，永历朝廷一改往日的穷酸迂腐、冥顽不化，主动册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前明勋臣沐天波也得到重用，执掌朝廷的禁卫军，白文选、王尚礼等孙可望的部将也得到封赏。
  另外，永历官场进行了一次重新洗牌，大批正直官员得到委任，庞天寿服毒自尽，马吉翔也一度被羁押，朝廷焕然一新。
  不过，李定国打仗是能手，搞政治却略显生疏，让已成“死鱼烂虾”的马吉翔钻了空子。改头换面的马吉翔百般献媚于李定国的亲信靳统武、金维新、龚铭等人，摇尾乞怜，进而又给李定国歌功颂德，妄图东山再起。
  马吉翔靠溜须拍马起家，忽悠李定国这个大老粗自然手到擒来。他说李定国是“再造家国之功，千古无两，从此以后，青史流芳”，把李定国吹嘘得鸡皮疙瘩掉一地。李定国不知不觉中了套，又经不住靳统武、金维新、龚铭等人的屡次说情，便让马吉翔重新入阁办事。刚刚露出清明迹象的永历朝廷，很快又走上了乌云压顶、污浊不堪的老路。
  虽然在用人问题上有些瑕疵，但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在对待孙可望的态度上还是基本正确的。
  当时，李定国、刘文秀只有四万多军队，而孙可望手上有二十万。如何善后，不是解决孙可望一个人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永历政权生存的大问题。如果感情用事，将孙可望定义为“叛逆”，实际上是将二十万大军归为“异类”，逼其死心塌地跟着孙可望与朝廷为敌，孱弱的永历政权显然是付不起这个代价的！
  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虽然痛恨孙可望，但最希望看到的局面还是和平解决，孙可望公开认个错、服个软，朝廷也既往不咎，大家同心合力，继续抗清。
  为此，朱由榔、李定国在昆明确实做了很多努力，希望孙可望能够回心转意，重新回到“革命大家庭”。
  其一，朱由榔没有住进孙可望修造的豪华宫殿。
  其二，朝廷没有给孙可望定任何罪名，还给他预留了位置，排名在李定国、刘文秀之前。
  其三，朝廷对孙可望在云南的亲信一视同仁，跟着众臣属一起加官晋爵、委以重任。
  其四，李定国主动派人护送孙可望的家眷到贵阳，表达和解的诚意。
  做了这些准备之后，朱由榔、李定国又委派白文选、张虎为使者，携带朝廷的玺书前往贵阳，劝说孙可望和解。但是，朱由榔、李定国未免有点操之过急，他们派白文选劝说的同时，还附带了一道命令，让孙可望回云南驻守，交出财权和兵权。（令可望赴滇保驾，将钱粮归之永历，兵马交定国。）
  孙可望顿时火冒三丈：你是来劝架的，还是来叫阵的？
  随行的张虎是孙可望的铁杆心腹，一看风向不对便赶紧转舵，讨孙可望的欢心。张虎跟孙可望一副德行，要多无耻就有多无耻，他先是将朱由榔赏赐的金簪说成是让他刺杀孙可望的暗器，接着又向孙可望“爆料”，说李定国已经控制了朝政，永历帝成了摆设。（上虽在滇，端拱而已。文武两班，唯唯诺诺，内外大权，尽归李定国。）
  除此之外，张虎还根据自己的观察，向孙可望报告了李定国的实力，说云南“兵马不满三万，人无固志，可唾手取也”。
  经张虎这么一蛊惑，孙可望下了定论：“永历负义，定国、文秀谋反”。白文选还想极力调和，结果挨了孙可望的一顿板子。诸将领极力担保求情，白文选才免于一死，回军中效命。
  拿定“死扛到底”的主意之后，孙可望派张虎回昆明复命，并提出“须安西亲谢乃可”的条件。“安西”便是曾任安西将军的李定国，傻子都看得出来，不还好意的孙可望是想置李定国于死地。
  孙可望算是翻脸了，但李定国还想再做一次努力，又派王自奇、张虎前往贵阳劝说。李定国没有想到，这次派人还不如不派。王自奇在昆明信誓旦旦，一到贵阳就原形毕露，说“定国孤军易擒”，极力怂恿孙可望尽快率军入滇“平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