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那些事儿

  王自奇回到昆明后，又四处散播消息，“力言可望必不可和”，故意制造紧张气愤，然后返回楚雄伺机而动，准备接应孙可望大军。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视权力如生命的孙可望是绝不可能跟朱由榔、李定国合作的。
  首先，孙可望有休养多时的二十万军队，李定国只有疲惫不堪的四万残兵，二十万“精壮汉”怎么可能向四万“流浪汉”服软？丢不起那个人！
  其次，朱由榔、李定国在云南并没有真正站稳脚跟，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都唯孙可望之命是从。一旦孙可望付诸武力，完全可以里应外合，轻而易举达到目的。
  孙可望在贵阳积极整军备战，昆明的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却没有任何警觉与防备。他们认为，孙可望是比较混蛋，但不至于混蛋到“磨刀霍霍向兄弟”的地步。
  李定国、刘文秀的想法未免太过天真。在这个世界上，权力、金钱、私欲，足以扭曲一个人的灵魂。
  如今的孙可望早已不是当年的孙可望，那个励精图治、志向高远的孙可望已经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利欲熏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孙可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战神”李定国在不远的将来，也会亲身体验这种令人扼腕叹息的嬗变。
  李定国相信孙可望良心未泯，大敌当前之时不会做得太出格，但滇黔对峙已成定局，重新进军两广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不过，受封为蜀王的刘文秀仍在按既定计划进取四川。
  永历十年（1656年）春，刘文秀派高承恩率前锋部队渡金沙江北上，进抵四川雅州，接着派祁三升统领狄三品、杨威、贺天云、郑守豹等部，组成另一支前锋进驻嘉定。九月，刘文秀亲率数万大军抵达洪雅，建立蜀王府，着手准备光复四川。
  “衰神”刘文秀兴致盎然地进军四川，却发现根本施展不开拳脚。
  第一，滇黔对峙态势不明，李定国兵力有限，刘文秀不敢离云南太远。
  第二，由于多年混战，除了嘉定、雅州地区有杨展打下的底子，基本能够自给以外，四川大部地区均是荒无人烟、饿殍遍野。这也是清军一直留守汉中、保宁，没有在四川全面进军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刘文秀只能老老实实守在建昌、嘉定、雅州一带，化整为零，开荒种地，恢复农业生产。
  永历十一年（1657年）二月，在四川“毫无作为”的刘文秀被朝廷召回昆明，数万大军相继撤回云南，只留下高承恩的几千人留守建昌、雅州。
  李定国、刘文秀没有料到，这一次不太成功的进军，竟然成了滇黔内战的导火索。
  滇黔内战
  刘文秀打四川，关孙可望什么事？
  确实不关他什么事，但孙可望一向喜欢没事找事。
  在进军四川的诸将领中，祁三升是孙可望的部将，在刘文秀的派遣下运动到川南一带。得知祁三升在四川，孙可望便派人前往拉拢，以“老领导”的身份要求祁三升镇守遵义。李定国很快就发现端倪，令祁三升率军返回云南。
  两边都是领导，听谁的？
  与部下商议后，祁三升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听李定国的，不跟着孙可望瞎起哄。（今西府尊永历为民主，名正言顺，我等亦有所依，当遵西府之调为正。）
  祁三升奉命返回云南，孙可望大为光火，竟然派兵追击，将祁三升的辎重悉数缴获。永历十年（1656年）十月，灰头土脸的祁三升返回昆明，向朱由榔、李定国哭诉。
  李定国没有报仇的实力，也没有打内战的心情，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李定国一面加强云南的防御，一面急调刘文秀大军回滇，防备孙可望的偷袭。滇黔顿时剑拔弩张，一场内战在即。
  永历十一年（1657年）八月，经充分准备之后，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率十四万大军出征云南。白文选被委任为征逆招讨大将军，配合孙可望入滇作战，冯双礼则在贵阳留守。
  八月十八日，孙可望大军渡过盘江，进入云南境内。
  前方警报传来，“滇中震动”，李定国、刘文秀惊诧之余，赶紧部署防御。
  可想而知，云南的形势有多么危急。李定国、刘文秀只有四万军队，要阻击孙可望的十四万大军，相差悬殊，更何况云南还有孙可望的内应。
  李定国来不及考虑这么多，当务之急是抵抗。阻击倒不是难事，大军开拔，听天由命，说不定还能有转机。真正致命的是孙可望的内应，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不采取必要的防范，必死无疑。
  于是，李定国、刘文秀将王尚礼的军队分散配属到各营，又将王尚礼留在昆明，交给靳统武、沐天波监视。
  近在咫尺的王尚礼安排好了，兵力有限、积极性不高的贺九仪也不足为虑。但是，对孙可望死心塌地的王自奇远在楚雄，这人怎么处理？
  王自奇还真是最大的麻烦，但事出巧合，李定国完全可以将他忽略不计。在此之前，发酒疯的王自奇打伤了李定国手下的一员将领，由于担心受到责罚，已于七月率部渡过澜沧江，逃往永昌。
  一竿子逃这么远，送封书信都难，更别提接应孙可望了。
  摁住内奸之后，李定国、刘文秀率主力离开昆明，于九月十五日抵达曲靖交水（今云南沾益），与孙可望大军距离十里对峙。
  大军扎下营，李定国、刘文秀搬着手指头数了数，立马傻眼了：对面有十多万人，扎了三十六营，自己只有三万人，扎了三个营。——这哪是阻击战，简直就是送命战！
  数完了，傻过了，李定国、刘文秀坐下来商议：咱哥俩往哪儿逃？
  刘文秀建议撤往交趾（今越南北部），李定国认为不靠谱：军队只有三万，还要带着家眷，打不过人家。
  李定国的想法是捏软柿子——取道沅江，“取土司以安身”。刘文秀觉得更不靠谱：孙可望的三十六营就在眼前，你准备跳过去还是飞过去？
  俩人吵吵了一晚上，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再议！
  李定国、刘文秀吵不出结果，孙可望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作战部署。
  十八日，孙可望给部将张胜交待了一项任务：率马宝、武大定的七千骑兵，连夜走小路绕开李定国、刘文秀大军，在王尚礼的策应下占领昆明。为了争取时间，孙可望又给李定国下书，约定二十一日双方决战。
  孙可望认为，凭借自己的十几万大军，又有潜伏于敌营的内应，拿下昆明显然是易如反掌。李定国、刘文秀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胆战心惊、不知所措。
  其实，在预测这场内战的胜负时，他们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人心向背！
  俗语说“师出有名”，孙可望出征云南，目标是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打的旗号是“讨逆”。——你糊弄谁呢，皇帝也能造反？
  孙可望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白文选决定不再沉默，暗中与马惟兴、马宝等将领私下约定阵前反戈。就在孙可望派张胜出发时，白文选以视察前线为由，暗中赶赴李定国营中报信，将孙可望偷袭昆明的诡计和盘托出。
  白文选言辞恳切，李定国、刘文秀却将信将疑，担心这是孙可望的欲擒故纵之计。白文选百口莫辩，不惜指天立毒誓“有一字诳皇上、负国家，当死万箭之下”。
  当晚，跟随张胜偷袭昆明的马宝也派心腹送来一封密信，印证了白文选的“爆料”，李定国、刘文秀方才深信不疑，赶紧下达作战命令，主动出击。
  十九日凌晨，李定国、刘文秀向孙可望的大营发起进攻。由于寡不敌众，李定国初战失利，孙可望乘胜猛攻，李定国、刘文秀渐渐呈现不支之势。
  白文选看得着急，亲率五千骑兵冲入马惟兴营中，两人合兵一处，共同抄孙可望的后路。白文选、马惟兴在背后一路冲杀，“所向披靡，连破数营”，将孙可望的大军搅得大乱。
  李定国、刘文秀见对方乱了阵脚，果断率军总攻，配合白文选、马惟兴两面夹击。孙可望稀里糊涂被打得大败，在少数兵马的护卫下仓皇向东逃窜，史称“交水大捷”。
  孙可望马不停蹄地逃回贵州，抵达安顺，镇守在此的是马进忠部。马进忠是咱们的老熟人了，当年跟着堵胤锡征战湖南、战功赫赫，后来归到孙可望的麾下。
  作为永历政权的“老部队”，马进忠是不可能跟着孙可望“逆天”的。眼看孙可望如此狼狈，马进忠不仅“闭门不纳”，还派兵出城冲杀孙可望的卫队，“使疾走，无得集众”。孙可望损失惨重，只得绕道而走，于九月下旬逃至贵阳。
  在正义力量的支持下，李定国、刘文秀取得“交水大捷”，砸碎了孙可望谋朝篡位的迷梦。但是，偷袭昆明的骑兵已经动身，云南的危机并未完全解除。
  在偷袭昆明的路上，马宝担心昆明疏于防备，故意沿路焚烧房舍报警，靳统武、沐天波赶紧组织城防。王尚礼也得到了消息，准备上城接应，却被朱由榔急召进宫。犹豫再三的王尚礼还是应召进了宫，结果刚一踏进宫门，便被沐天波的禁卫军扣押，接应的事显然是顾不上了。
  张胜率兵进抵昆明城下时，城墙上一点动静都没有。张胜没能等到约定的暗号，却等来了孙可望在交水惨败的消息。捷报传遍昆明，王尚礼自缢，张胜只得仓促撤离。
  张胜偏偏又是个不动脑子的货，来的时候走小路，回去却大摇大摆走大路，结果跟李定国回援的军队撞个满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