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衰亡

    广田机灵的回答是接近于事实的：日本曾两次拒绝在瑞典进行谈判的建议，而伯尔尼的藤村的那条渠道也已放弃。但是，一个新的比较有声望的和平行动正在瑞士进行着。这是日本驻瑞士武官冈本清福中将对两个日本银行家说了一通话后搞起来的。这两个日本人是日本驻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官员，名叫北村考治郎和吉村宽。冈本曾对他们说过，“日本的意图是打到底。但是，它不能长期打下去。如果美国方面有和平的意思，我想跟他们谈判。”
    这样的话，从一个身居如此敏感地位的将军口中说出，使这两个日本文职人员感到震惊。毕竟，这也许能使日本免于毁灭?但是，如何才能劝说国内的军国主义者们支持这些谈判呢?
    “梅津参谋总长同我是非常亲近的朋友，”冈本自信地说，“在诺门坎事变中(一九三八年发生于满洲边境)他是我所在的军的司令官。所以，他会听我的话的。”
    两位银行家同意去“探一探”美国人的口气。但是，在那个地方，谁才有足够的威望可以充当中间人呢?他们最终决定去找佩尔·雅各布松。此人是他们银行的一位董事，以善于在国际争端中排难解纷著称。如同他任董事前的许多瑞典人一样，他有求必应。美国人对雅各布松的印象很好，他轻而易举地与杜勒斯的人进行了直接联系。
    雅各布松对两位日本银行家说，美国人对皇室在日本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非常了解，所以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轰炸皇宫。要进行任何和谈的条件当然是无条件投降。即使就纯军事意义而言，吉村也反对这个条件。雅各布松说，这总要比继续打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好。一九一八年德国皇帝的投降使德国免于象现在这样全部被占领，还保存了德国政府。即使在无条件投降后，日本的宪法和天皇制度仍有可能保存下来。
    七月十日，雅各布松再次与美国人会谈，美国这次出面的是杜勒斯的副手格罗·冯·格韦尼茨。他生于德国，策动在意大利的德军全部投降的就是他。格韦尼茨重新强调无条件投降的必要性，但也给予日本人保留天皇的希望。不行，后边这条不能作明文规定。只有杜鲁门总统和丘吉尔两人有权力这样做。这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
    “艾伦·杜勒斯不能谈谈他(自己的)的看法吗？”雅各布松问。
    “不会授权他这样做的。”
    “你是否做过或说过未授权给你的事情呢？”
    格韦尼茨承认有这种可能。“但是，假如艾伦·杜勒斯发表这样一个声明，而在东京又被泄露出来，其结果将如何？或许美国国务院再也不会用他了。”格韦尼茨提议让雅各布松吹嘘一点，让他告诉日本人说，他“与负责投降谈判的美国人有直接联系”。他又说，以他之见，“谈判只能与在场的美国人谈。不能再跟别的美国人谈。如果日本人去找美国的武官，这只能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可能也不愿谈下去。也不能跟瑞士人谈。”
    现在，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就要看日本人的了。但是，冈本将军——因为他说了那番话后才有这个密谋——却拒绝把东京卷进去，除非皇室和宪法的命运有所保证。这些条件并没有使雅各布松垂头丧气。他刚从美国人那里得到口信，说不出几天他就要与杜勒斯本人在德国会面。他对自己的说服能力深信不疑，觉得有
 可能说服杜勒斯去消除冈本的顾虑。
    在零零星星做出这些努力的同时，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也完成了自杀性的保卫本土的最后计划——“决号行动”。他们集中一万多架飞机——大部分是匆忙改装的教练机。这些飞机的三分之二将用来保卫九州，其余则用来击退在东京附近登陆的敌军。他们吸取了塔拉瓦和塞班的血的教训，计划用五十三个步兵师团和二十五个旅团的兵力——共计二百三十五万人——在海滩上击溃美国人。支持这些部队的还有近四百万海陆两军的文职人员，二十五万人的特种卫戍部队和二千八百万民兵。在国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国民总动员法，规定十五岁到六十岁的男人和十七岁至四十五岁的女人都得参加义勇兵。二千八百万民兵这支庞大的力量就是根据这条法律组织起来的。以激昂的发言使这条法案得以在国会通过的军方发言人，后来请铃木及其阁僚观看了要让这些义勇兵使用的武器：前装式步枪、竹矛以及封建时期沿用下来的弓箭。
    
·３
    日本政府自身发起的谈判没有人予以理会。一个星期过去，莫斯科还未对广田的提议做出回答。天皇这回却按捺不住了，七月七日召见了铃木首相。“切勿错过探索苏联真正意图的时机，”他说。不能直截了当地请俄国出来调停吗？为什么不能派一名特使，带上天皇的亲笔信去苏联呢?
    显然，天皇心目中执行这一任务的人选是近卫。七月十二日，近卫被从他在轻井泽的避暑别墅召到东京。近卫平民打扮，身穿普通的卡叽装——国家文职人员的制服，百感交集地在御文库等候天皇从地下办公室上来。天皇陛下看来心绪不安——他脸色苍白，疲乏不堪，衣着不整。他们免去宫中的礼仪，私下交谈，没有他人在场。木户希望这样做会使近卫直率讲话。近卫对问题的回答，证实了这点。天皇问，近卫作为前首相，对战争一事是怎样想的，“国民厌战，”近卫直言不讳地答道，“他们都希望陛下能屈尊代表他们，采取行动，想法把他们从苦境中解救出来。有人甚至说陛下应该负责。必须尽快结束战争。”
    天皇叫他准备启程赴莫斯科。虽然近卫心下反对依靠俄国调停，但是愿意采取任何步骤改正自己过去的错误。他说，在签订三国轴心条约时，天皇曾警告这个步骤将最终导致与英美开战。“那个时候，”他继续说，“承蒙陛下告诉我，不管后果是好是坏，我必须与陛下共同分担。现在，如果皇上有令，”——他感情冲动地哽咽起来——“我愿为陛下效劳，万死不辞。”
    近卫一走，木户又来见天皇。天皇转身满意地对这位内大臣说：  “这回他似乎很坚决。”
    天皇还在探听近卫的虚实，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就收到一封电报，通知他近卫公爵即将抵达：
    “天皇陛下极其渴望尽早结束战争。如果敌对行动继续延长，只能加深交战国国内亿万无辜人民的无比痛苦。天皇对此深为关切。然而，如英美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为维护帝国名誉及祖国生存，日本将被迫全力战斗到底，这只能引起继续流血，使日本遗憾万分。因此，帝国政府出于对人类幸福的真诚关怀，希望早日谈判，使和平得以恢复。为此，近卫公将携陛下亲笔信前往莫斯科，请苏联政府为此行提供方便。”
     佐藤对俄国人是深有了解的。他不相信这种行动能产生什么好结果。他在圣彼得堡曾呆过九年，自一九四二年初以来就担任驻莫斯科大使，他想，早日结束太平洋战争，苏联人能从哪一方面捞到好处，莫洛托夫对广田—马立克对话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为什么现在他就会有兴趣呢?当他给克里姆林宫打电话要求约见与这位外交人民委员时，他的估计得到了证实。莫洛托夫即将启程前往德国去参加盟国的会议，现在忙得很。外交副人民委员亚历山大·洛佐夫斯基行吗?
    洛佐夫斯基(真名是A·S·特里索)也与马立克对广田一样不肯合作。佐藤试图让他立刻同意近卫来访，他却彬彬有礼地避而不答。洛佐夫斯基最多也只是说，至少要几天后才能答复。
    佐藤用电报向东乡作了汇报，他挖苦地说，近卫如果只是来阐述“以前说过的抽象话而没有具体内容”，那他还是呆在国内好。次日，他又追加了一些令人不快的劝告：
    “……通过谈判的方式去缔结和约是得不到苏联支持的。归根到底，如果我国真正希望结束战争，  除了接受无条件投降，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外，别无他途。”
    在德国的雅各布松和艾伦·杜勒斯也在设法解决日本投降的问题。此时，美国战略情报局已在威斯巴登的一家过去向希姆莱供应酒的香槟酒工厂里设立总部。由于臭味太大，雅各布松与杜勒斯只好改在他们的寓所同格韦尼茨会见。寓所是一栋二层楼的房子，灰泥墙，很舒适。
    杜勒斯最关心的是，日本的谈判人员是否真心实意。雅各布松说，这点他是有把握的，日本的求和派在国内正作最大的努力，但杜勒斯却仍疑心重重。“这是不是主战派为了提高士气玩的手法?是不是在向别人表明美国人如何不讲道理？”
    这意味着雅各布松与骗子手同流合污。雅各布松对此大为恼火。他冷冷地说，他不象杜勒斯那么有谈判经验，但他却有值得信任的好名声。“在一九三五到三七年间，我甚至说服爱尔兰的瓦勒拉与英国人谈判。”
    他们在闷热的天气中争论了几个小时，但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早餐时，雅各布松再次请求保留天皇——他觉得，这是谈判的关键所在。天皇的地位如何完全有赖于他本身的行为。他满可以与军方一刀两断，如果那时他能做出某种和平的姿态，某些问题可以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