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衰亡

在开会时他会提出这个主张的，然而，在星期天晚上他给麦克洛伊去了个电话。“杰克，”他说，“明天我不能参加那个会了。”他正受着偏头痛的折磨。“我会跟白宫做出安排，请你代我出席。”
    六月十八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三十分许，麦克洛伊来到白宫的会议室。到会的有总统的参谋长、海军上将莱希和两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金和马歇尔——但阿诺德却由艾拉·埃克中将代表。史汀生也走了进来，他看来又疲倦又痛苦。原来，他是硬撑着下床的。
    从马歇尔开始，杜鲁门一一向众人征求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坚持说，除了入侵主岛外，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十一月一日开始在九州岛登陆，将出动七十六万六千七百人。损失会是惨重的。但是，他说，光靠空中力量不能征服日本。代表空军发言的埃克证实这种判断，空军没有使德国人屈服。海军上将金也支持马歇尔。
    史汀生点头赞成，使麦克洛伊很是生气。但是，史汀生也建议探索其它一些途径。“我确实认为，在日本有一大批潜没在下面不赞成目前这场战争的人物。他们的全部观点和影响目前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我觉得，我们应该采取点什么措施把他们动员起来，并发挥他们可能有的影响力，以免同他们交手。”但他却只字未提致函天皇一事，而他曾对麦克洛伊说过，他会在会上把这点提出来的。
    杜鲁门接着征求莱希的意见。莱希跟往常一样率直生硬，他谴责罗斯福的卡萨布兰卡方案。“有人说除非让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否则我们便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不同意这些人的看法。即使我们不能成功地强迫日本无条件投降，在可见的将来，我并不害怕日本有什么威胁。我所担心的是，我们坚持要日本人无条件投降这点，只会使日本更加铤而走险，从而增加我们的伤亡。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必要。”
    杜鲁门认为公众对放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思想上还没有作好接受的准备。关于登陆九州行动——麦克洛伊认为总统在这方面有些勉强——他说，他“确信参谋长联席会议会着手进行”。但是在未与他磋商之前，他们不能入侵主岛本州。他也不愿让事态发展到使他除了同意“别无它法”的程度。
    杜鲁门说完这番话，会议显然已结束，大家觉得可以退席了，便纷纷站起来。总统却把他们拦住。“要是不表示态度，谁也不准离开这间房。麦克洛伊，你还没有发言。你的观点呢？”
    麦克洛伊用询问的眼光瞧了瞧史汀生。史汀生点子点头。于是，麦克洛伊便把他对陆军部长讲过的那番话重复一遍，连“如果我们不考虑政治解决，那我们就得检查检查自己的头脑”这句话也讲了。金上将瞪着他看，但杜鲁门却产生了兴趣。“噢，这正是我要求考虑的，”他说，“把你觉得我们应该发出去的信详细讲一讲。”
    麦克洛伊口述了致天皇的信，该信一方面答应让天皇制度保持下去，另一方面在结尾又以使用原子弹相威胁。原子弹三个宇使人吃了一惊。麦克洛伊“感到”听的人“周身打着寒噤，冷入骨髓”。室内每个人都知道那个炸弹，但由于它是高度机密的，除在私下交谈中，人们很少提到它。
    杜鲁门说，使用原子弹是“很有可能的”，好象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在他参加的正式会议上提出来过似的。他要求所有的人都留在室内，是时候了，该把这件事情摊到桌面上来了。谈话的内容集中在投原子弹。离开会议室时，他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一定要让日本感觉到投降是有现实可能的。在格鲁和福雷斯特尔的协助下，他开始整理归纳主张在使用原子弹前先警告日本的论点。与此同时，麦克洛伊、杜曼和巴兰坦也着手草拟对日宣言，阐明投降条件。该宣言将由美国、英国和中国三国联名发出。宣言的第十二条阐述的是无条件投降的唯一例外，也是对日本人说来至关紧要的——保留天皇的可能性：
    “一旦这些目标达到，一旦根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愿望建立起和平倾向和负责的政府，盟国占领军就从日本撤出。如果爱好和平的国家确信这样一个政府真正决心奉行和平政策，使日本将来不可能发展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这个政府可以包括现在天皇统治下的君主立宪制。”
    七月二日，星期一上午，杜鲁门大体批准这个宣言，但是新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对十二段最后一句话提出疑问。科德尔·赫尔也有疑问。它听起来“太象姑息迁就了”，他给贝尔纳斯献策说，“必须剥夺天皇以及统治阶级的一切特权，使之在法律面前与其他人平等。”舆论也是这样看。在不久前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三分之一的人主张处决裕仁，百分之三十七的人主张审判他，判处无期徒刑或处决，只有百分之七的人认为不必管他或留作傀儡。
    在乘坐“奥古斯塔号”前往波茨坦的途中，总统与贝尔纳斯最终决定把最后一句有争论的话删掉。在此同时，杜鲁门重新检讨了使用原子弹的决定。盟国的领导人，包括丘吉尔在内，对于原子弹一旦准备就绪就得投，这一点毫不怀疑。在某种意义上说，杜鲁门的决定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负责曼哈顿计划的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后来写道，“他的决定是个不干涉的决定——基本上是个不打乱现有计划的决定。”尽管如此，总得有人拍板，此人便是总统，而杜鲁门此时便充满信心地承担了责任。他的理由是，这毕竟纯粹是一件军事武器，因此总得使用。【一九五八年，本作者会见杜鲁门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决定是不是绞尽脑什后才做出的?杜鲁门总统回答说：“根本不是，我作那个决定时象”——他弹了弹指头——“这样！”一年以后，即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在哥轮比亚大学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说，“用原子弹并不是什么‘伟大决策’，它是在战争中使用的，可以告诉你们，在东京投下的燃烧弹烧死的人要比两颗原子弹炸死的人多。它不过是正义的武库中另一种强大的武器而已。两颗原子弹结束了战争，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它就同我们方面的大炮一样。拿破仑说过，胜利总是在大炮一边的。它全然是为结束战争而作的纯军事决定。”讨论会结束时，有个学生追问他，“那是不用你去操心的决定，”总统反驳说。“它不过是象使用比对方更大的大炮以取得战争胜利一样，用它的目的也就在于此。它不是别的什么武器，而是一件大炮武器。”——作者】
    
·２
    会议的实际地点是在波茨坦市郊的一个风景怡人的小镇上，周围有树林环绕。这个叫巴贝尔斯贝格的镇几乎完全没有受战争破坏。从前它是避暑胜地，也是德国电影界的活动场所。它使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的团长约翰·迪恩少将想起一个荒凉萧瑟的城市。星期天，七月十五日，杜鲁门住进一栋灰泥墙面三层的楼房。这以前是一个电影制片商的住宅，此人现在在俄国的一个劳工营。它坐落在格里布尼茨明的湖滨，外号称“小白宫”，四周是小树丛，还有一个雅致的花园。花园与房子本身一样，显得无人整修。丘吉尔就住在附近，其寓所也是一样，虽然豪华，但显得破旧。斯大林则住在一英里外。
    原定在七月十六日星期一举行的会议，因为斯大林的心脏病轻微发作，只好推迟至次日，原子弹方面还剩下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响？——由星期一晚上七时三十分华盛顿发给史汀生的电报作了回答：
    “今天上午动了手术。诊断尚未完毕。结果似乎满意，业已超出预料。在当地发表消息是必要的，因为远近兴趣甚浓。格罗夫斯博士颇为高兴。他明日返(华盛顿)。我将随时报告情况。”
    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成功地爆炸了。格罗夫斯及其副手托马斯·法雷尔准将在一万码的距离外观看了爆炸情况。巨大的爆炸使法雷尔肃然敬畏。他不禁喊着：“战争结束了！”“不错，结束了，”格罗夫斯说，“只要在日本扔它一颗两颗，战争就结束了！”
    史汀生回电称：“我向博士及其顾问表示最热烈祝贺。”对杜鲁门总统说来，这个时机是再好不过的。第二天中午，斯大林大元帅(他刚得到这个头衔)和莫洛托夫以及斯大林的翻译帕甫洛夫来到“小白宫”。
    斯大林与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亲切地交谈片刻后，把总统心中最悬念的问题提了山来：太平洋战争。他说，日本人曾请他出来调停，但他未作肯定答复，因为他们不准备接受无条件投降。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两人对日本人的态度知道得一清二楚——东乡与佐藤来往的电报已被截获和破译——但他们却假装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斯大林未经别人敦促便主动宣布红军准备在八月初进攻，唯一的障碍是要与蒋介石解决一些枝节问题，例如如何处理大连的问题。
     杜鲁门说，大连应该继续开放。斯大林很有把握地回答说，如果我们控制了大连，那就一定会继续开放。午宴时，斯大林情绪很高。他称赞酒的味好。这一称赞说来也正合时宜：那时一个菲律宾侍者正迅速地把毛巾从酒瓶上拿走，露出加利福尼亚的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