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衰亡

    第一次全体会议于五时十分在西席林霍夫宫举行。这个王宫从前是皇太子威廉居住过的地方，不久前改作陆军医院。它是一个宽敞的两层楼建筑，用棕色石块砌成，坐落在湖畔，布置得很漂亮。这一切使迪恩将军不禁想起美国新港或格罗斯角的庄园。
    会议在宫中的接待大厅举行，厅内悬挂三国国旗，与会者围绕一张很有气派的栎木制的大桌坐下来，根据斯大林的建议，由杜鲁门(丘吉尔的翻译说，他看上去象个“文质彬彬而很有决心的董事会会议主席”)担任会议主席。最初的讨论集中在战后欧洲的问题上。会后，丘吉尔回到寓所对莫兰勋爵说，“斯大林和蔼可亲，但他的嘴张得很大。”他注意到，这位大元帅已改抽雪茄，可能是心脏病发作后改的。“他说他喜欢雪茄，不愿抽香烟。假如他抽着雪茄跟我一起照相，大家会说那是受了我的影响。我这样对他说了。”莫兰问，首相是否认为杜鲁门有真才实学。“我认为他有。不管如何，他是个有着巨大决心的人。他不顾地面松软，坚定地把脚踩上去。”为了说明这点，他光着双脚牢牢地踩在地板上。
    几小时后，史汀生收到临时委员会的第二封电报：
    “医生刚刚回来，兴高采烈，相信弟弟定会象哥哥一样健壮结实。从这里到海伊霍尔德(史汀生在长岛的家)都可以看到他眼里放射的光茫，从这里到我的农场都可以听到他的哭声。”
     翻译这份阴语电报的军官猜想，七十七岁的史汀生又当了父亲，不知道是否会休会一天以示庆祝。“弟弟”当然是指刚刚在新墨西哥州爆炸的钚弹，而“他的哥哥”则指要扔在日本的未经试验的铀弹。
    阿拉莫戈多的成功使几十个参与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更加苦恼。利奥·西拉德博士(与弗兰克博士一样，他也是从纳粹那里逃出来的)给临时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这份请愿书是他自己起草的，有五十七个芝加哥的科学家签名。它力陈给日本人以适当的警告和投降的机会。
    星期三午宴时，杜鲁门就是否要把原子弹一事告诉俄国人的问题试探了丘吉尔的意见。丘吉尔建议，如果杜鲁门“已决定要告诉他”，他可以解释说，他一直在等待试验成功。这样他就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早不告诉我们呢?丘吉尔还提出另外一些建议。“无条件投降”这句话使他不安，它可能使美国人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能不能换一种方法来表达，以便既使盟国得到“未来和平和安全的所有不可缺少的条件，又向日本人表明可以保住军事上的名誉，给他们某些民族生存的保证，不过他们要遵守征服者必需的所有保证条款。”
    “在珍珠港事件后，我认为，日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名誉可言，”杜鲁门反驳说，“总而言之，他们有某种目的，为此他们准备面对必然要遭受的大量死亡。这个目的对于我们，也许不象对他们那样重要。”
    当天下午，杜鲁门会见斯大林。总统没有提到原子弹，但斯大林却向他透露他已知道的秘密。斯大林大元帅把天皇要求把近卫公当作和平使者加以接待的密函交给他看。斯大林问，是不是应该置之不理，因为苏联“最终要向日本宣战”。
    杜鲁门不带恶意地让斯大林自行其是。斯大林建议由他“诱使”日本人上钩：是不是可以告诉日本人，关于近卫出访一事，因为电报含糊其词，他无法具体作答?
    就这样，莫洛托夫的副手亚历山大·洛佐夫斯基，在莫斯科让佐藤大使坐等了五天后最终给他一封密函：由于天皇的建议含糊不清，近卫公的使命又如此不明确，他的政府觉得无法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肯定答复。佐藤向东京作了汇报，之后又发电请求政府接受任何和平条款，只要能保住天皇在位：
    “本人深知这种提法是弥天大罪，因为我知道这些提法与政府的见解相反。但是，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我认为，拯救国家的唯一致策必须与这些想法相一致。”
    然而，他在国内的上级并没有准备走得这么远。如果他们果真这样做了，关于天皇的问题，  美国人也就不会做出正式保证了。
    但在瑞士的雅各布松要为谈判打通渠道的决心比以往更大了。冈本将军不相信美国人的任何不写成书面的保证，雅各布松用诡辩法最终说服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撕毁了书面保证，现在呢，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他们才拒绝做出书面保证。这似乎符合日本的逻辑。冈本将军于是同意向东京发电，“强烈要求”结束战争。
    冈本积极行动的结果使艾伦·杜勒斯飞往波茨坦，向史汀生汇报关于日本人的态度的第一手资料。杜勒斯并不指望立刻得到答复，实际上也没有得到。尽管如此，他也感到心满意足，因为他“已及时地、我认为是有效的方法向美国的权威人士”指出了通过冈本进行谈判的现实可能性。但是，美国的领导人因为有了终极武器，下定决心只肯接受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即使最希望和平的日本人找他们商谈，他们也不再能考虑谈判了。
    七月二十一日，史汀生向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宣读一份目击者的报告，详尽地描述发生在阿拉莫戈多的可怕情景。两人都“大喜”，杜鲁门更是“精神振奋”。次日早晨，史汀生把这个报告交给丘吉尔。丘吉尔也感到兴奋。首相探身向前，  “史汀生，火药算什么呢?”他挥舞着雪茄，抑扬顿挫地问道，“小事一桩。电又算什么?毫无意义。原子弹才是愤怒的基督再临。”猛然间，他好象想起什么有趣的事儿。“我现在才明白昨天杜鲁门是怎么回事了。那时我还不懂。读了这份报告后他去参加会议时，他已经变了。他对俄国人指指点点，把整个会议都给垄断了。”他的激动简直超出科学上的胜利。入侵日本已没有必要了。“现在，所有可怕的景象都完全消失了，”他后来写道，“代替它的是在一两次猛烈打击后结束战争的景象——看来确实是一幅美丽光明的景象……另外呢，我们也不需要俄国人了。”
    就丘吉尔和杜鲁门而言，使用原子弹的事已经决定了。但是，美国的三位军事领导人却仍然争论不休。除在道义上有保留意见外，莱希海军上将觉得，参加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以及其他人员之所以会要求使用原子弹，“其理由可能是在这项工程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哈普”·阿诺德将军宣称，常规炸弹轰炸就能结束战争。即使马歇尔一再坚持，要结束战争，不使用原子弹就非付出昂贵的代价进行入侵不可，但阿诺德还这样认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很不同意马歇尔的结论。他私下对史汀生说，日本已经失败了，投原子弹“完全没有必要”。另外，美国也应该避免由于使用这样一种在他看来“对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非必不可少的”武器而引起世界舆论的谴责。
    七月二十三日晚，丘吉尔设宴招待。皇家空军军乐队的乐声淹没了祝酒和讲话声。丘吉尔戏谑地对莱希小声说，这是他对在杜鲁门和斯大林的宴会上“烦得流泪”的古典音乐的报复。
    杜鲁门总统说，希望他在这次会议上是公正的，在将来也会努力这样做。斯大林立刻站起来。“诚实为人之本，”他说完后又大大夸奖杜鲁门一番。金把身子歪向莫兰小声说：“你看总统。对他说来，这都是新鲜的，但他能对付。他比罗斯福更象典型的美国人，他不仅能为美国而且能为全世界干出一番事业来。”
    祝酒词越来越奔放了。丘吉尔称苏联领袖为斯大林大帝，而斯大林回敬的“为下次在东京见面干杯”一语，使听的人暗暗吃惊。吃过甜食后，斯大林挨个请方桌周围的人在他的菜单上签名。
    从社交角度讲，这次宴会是非常成功的，但到第二天上午，“三巨头”之间是否能继续保持团结的疑问重又冒出来了。陆军元帅布鲁克(此时是阿兰布鲁克勋爵)在日记中阴郁地写道：
  “一个比任何事情都更加明白不过的事实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三巨头”再也不被共同事业联系在一起了。
    一大早，杜鲁门就得到消息说，原子弹在八月四日至五日可以准备就绪，最迟也肯定不会超过八月十日。午膳前，他审阅了参谋长联席会议送来的最后报告，该报告建议，为了使日本早日投降，要尽快让俄国参战。这个结论反映了他们对那颗未经试验的武器的保守态度。然而，国务卿贝尔纳斯却毫无顾虑。他同丘吉尔一样也把原子弹看作是结束战争的一种手段，从而使俄国没有必要参战——俄国参战必然使战后解决亚洲问题复杂化。午膳时，他能讲善辩，竟然说服杜鲁门同意把原子弹一事通知斯大林，但告诉他的时候却要显得是随便谈起的，不然的话，斯大林大元帅可能会领悟到原子弹的全部意义，比预定时间——“八月初”——提前进兵满洲打日本【不到两小时，联合参谋部听到苏联红军的总参谋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将军宣布，“苏联军队正在远东集结，准备于八月下半月开始对日行动。但具体日期却要视与中国代表会晤结果而定，目前会晤尚未结束。”——作者注】。
    当天下午全会休会后，杜鲁门找到斯大林，随便地提了一下，说美国现在“具有一种破坏力异乎寻常的新式武器”，却没有提“核”或是“原子”一词。